[评论]请别管《鱿鱼游戏》叫“大逃杀”了,它真的不够格

2021年10月01日 20:50 次阅读 稿源:3DMGame 条评论

2017年爆火的《绝地求生:大逃杀》,让许多人第一次接触到了“大逃杀”这个概念。之后几年,《Apex英雄》等“吃鸡”游戏如雨后春笋,进一步压实了人们对“大逃杀”的固有印象——一场只能有一位幸存者的死亡游戏。

借助游戏影响力出圈之后,“大逃杀”也成了虐杀类B级片的金字招牌。但凡是“最后只能活一个”的题材,就可以扫进“大逃杀”这口箩筐里,通俗易懂,易于推销。因此,这类影视作品也一直十分走俏,爆款连连。

就比如,最近上线的《鱿鱼游戏》。


《鱿鱼游戏》是一部韩国网飞的原创剧集。故事架构非常简单,456个社会底层的烂命杂碎,闯关争夺456亿韩元(大约 2亿5千万人民币),赢家通吃,输的去世。

剧中有复数的主要角色:爱女心切的离异赌鬼成奇勋,编号456;身负巨债的金融白领曹尚佑,编号218;生死看淡的狠人老头吴一男,编号001;朝鲜偷渡来的江湖扒手郑好娟,编号067;最后是私务在身的卧底警察魏嘏隽,意义不明。其他角色以此类推。


故事的主视角,以赌债缠身的废人老爸成奇勋进行展开。成奇勋完美契合了社会大众对于成年男性废物的评价标准:好逸恶劳、一事无成、妻离子散,再加上最要命的一点——不知悔改。跟头发花白的老妈子挤在一起,蹉跎了几年之后,一条前妻即将带着女儿远走海外的“噩耗”,成了压倒成奇勋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扭亏为盈”,老赌狗决定最后再来上一把,而这次的赌注,是他的命。

顺理成章地,几位主要角色在你死我活的闲暇之余,逐渐发掘彼此的过往:原来大家都清楚世界有多么操蛋,也都因此发出过无声的呐喊。这场血肉苦旅,也让成奇勋逐渐醒悟,他发现自己的苦难,在众生面前平平无奇。不只是他,人人都有不得不拼上性命的理由。


如果大难不死,成奇勋希望自己今后能活得像个人,而不是资本和物欲的傀儡。逻辑通顺,发展合理。

在剧集末了,照例有一场荒诞却伴随着些许温度的人性大戏,为整个故事盖上一个“圆满”的收场。要问这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我觉得是。然而,这是不是一个有关“大逃杀”的故事呢?我觉得并不。

和许多同类型的电影一样,《鱿鱼游戏》其实一点都不“大逃杀”,它更像是一部遭遇了中年危机的《赌博默示录》,或者是一部铺开了、磨平了的《熔炉》。


《鱿鱼游戏》的整个剧本框架,跟《赌博默示录》高度重合。如果你并不关注日漫,那么可以参考由原著改编的国产电影——《动物世界》。一样都是被社会丛林淘汰的苦命人,参加一个层层递进的“杀人”游戏,各路角色在过程中斗智斗勇、挑战人性,最后主角“圆满”胜出。


两者间的区别,只在于《鱿鱼游戏》的导演,为影片定下了更为血腥且黑暗的基调。比起面向青少年读者的福本伸行,曾执导过《熔炉》的黄东赫,显然更深谙人性的黑暗之道,也更懂“见红”的话题性。这是大部分韩国导演的共同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对商业类型片驾轻就熟,懂得如何剖析受众的痛点,在最酸痛的部位予以狠狠重击,来达到行销万里的目的。

这个痛点在《熔炉》里,是强权系统下的个人,针对弱势残疾儿童的霸凌;


在《出租车司机》里,是强权系统下的韩国军政府,和事不关己的大众,对民智启蒙运动的抵制;


在《辩护人》里,是强权系统下的立法司法机构,对于普世公理的无情践踏。


从最早的《汉江怪物》《恐怖直播》,到后来的《潘多拉》《隧道》,最后是广为人知的《流感》《釜山行》。韩国的商业片导演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控诉着早已不存在的强权。韩国电影里的政府主脑,多半都是积贫积弱的低能儿,只会任由发达的四肢决定自己的脑袋。

这很符合人们对于顶层建筑和人性本质的负面直觉,开化的人民总是天然地畏惧强权,而渴望平等的公理。利用了这一点的韩国商业电影,往往会把聚光灯打在至暗的人性之上,并借由击倒邪恶为正义发声的方式,争取在传播公理的同时,也能收获票房。


《寄生虫》的成功,主要在于技法表现,而非题材反映

如果说,B级片剥削的是猎奇、色情跟暴力,那么黑色的韩国商业片,剥削的就是公理对强权、资本的反抗冲动。一开始,这种剥削其实是有益的,它能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角度。但在不停地反复咀嚼之后,这个配方就开始失去当初那股辛辣的味道了。

作为类型片,它的商业气息正变得越来越浓重,严肃性和斗争性却在日益减弱。到了《鱿鱼游戏》,这种对暴力冲突的猎奇窥视,已经被包装得愈发鲜艳又轻浮,就像导演自己说得一样,他只是把小时候玩过的鱿鱼游戏,搬到了大人的社会里而已。


《鱿鱼游戏》的大火,更多得益于网飞的强大分发能力

《鱿鱼游戏》正在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它的前途是大众的、光明的。相比之下,2000年的第一部《大逃杀》,就显得如此的“恶心”“灰暗”,就像一枚滚进了壁橱背后的硬币。

-2-

讽刺的是,“大逃杀”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当所有的娱乐都被抽离,生冷的暴力就会被摆到桌面上。深作欣二会用他的《大逃杀》告诉你,把一群人聚在一起,让他们互相杀戮,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这么做只会令常人作呕。

新世纪之初,一个国家陷入衰败。失业率突破15%,失业人数达到一千万,八十万学生杯葛校园制度,青少年犯罪问题增加。信心尽失的成年人对青少年存有恐惧,于是通过了一条法案:《新世纪教育改革法案》。


这是一段《大逃杀》电影自带的引言,也基本阐明了这部电影的诞生背景。20世纪末的日本,正在经历泡沫经济破裂带来的社会震荡。短短10年间,日本民众经历了从天堂到天台的人生转变。许多人根本就来不及调整自己的三观,现实的铁拳便将他们打倒在地。

有人将这段一潭死水,称为失落的10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渐渐进入了失落的20年,而且正在走完失落的第30年。因为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日本国内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代际问题。诞生于不同年代的人们,对社会的认知逐渐割裂,开始怨天尤人,相互攻讦。


一些昭和中后期出生的日本人,正在40不惑、拖家带口的人生阶段,他们的境遇是最为惨烈的。因为整体社会的不景气,男人们失去了自己的工作,许多家庭因此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变得穷困潦倒,失去活力。

作为影视暴力美学的宗师,深作欣二的叙事风格一贯赤裸且直接。他不止在影片的引言中,直接谩骂无能的日本政府,还在开篇的5分钟内,杀死了彼时日本社会的精神主体——一位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只能将希望寄托给儿子的落魄父亲。


而这位父亲,本该像《鱿鱼游戏》里的赌鬼老爸一样,至少能够拥有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毕竟是在拍电影,应该有人文关怀。只可惜,《大逃杀》并不是一个关于重生、关于救赎的故事。《大逃杀》的情节简单、人物脸谱,实在算不上是精彩,它拥有的,只是冰冷到令人作呕的暴力,和绝对彻底而露骨的讽刺。

同为类型片导演的北野武,对《大逃杀》的评价非常之高。他曾经怒斥日本政府的愚蠢,说他们根本就看不懂这部作品背后的真正用意。这一台由高中生搭起来的血腥悲剧,瞄准的从来不是青葱的少年,而是一直都站在伦理道德的高地上,俯瞰着青少年的成年人。


比起孩子,大人们更喜欢对着自己的幻觉说话

当然,《大逃杀》确实也在贩卖感官刺激,但撇去了暴力与血腥之后,它更像是一群搞臭了社会与时代的糟糕大人,写给孩子们的一封道歉信。如果说,韩国商业片善于抨击强权,那么《大逃杀》所讨论的,则是对何为公理的反思。

《大逃杀》上映的千禧年初,日本的青少年犯罪率达到了二战后的顶峰。《如龙》里的大龄极道组织,早已经成了明日黄花。取而代之的,是高喊着“夜露死苦”的年轻暴走族和不良少年,他们用松垮的外套跟离谱的牛粪头,向社会彰显着自己的不满。


这些问题青年中的大多数,在失落的10年里诞生,在失落中成长,也在失落中迷茫。这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使命的年代,连永远正确的成年人们,都已经失去了未来的方向。年轻人更没得选,他们并不明白,明明大家生来都一无所有,可绝望的大人们,却总要歇斯底里地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深作欣二也曾被问到,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极端的社会环境下,拍摄像《大逃杀》这样的“问题”作品,而他的回答,令人心寒。深作欣二出生于1930年,十五岁的他,赶上了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也经历了日本极右民族情绪的最后疯狂。在朝气蓬勃的年纪,深作欣二的父母,希望他能为国家去死。好在,深作欣二质问过曾经的自己,为什么要为这样一个荒唐的理由,白白牺牲掉一条年轻的生命。


50年后,北野武在《大逃杀》里,扮演了一个麻木的自己。1950年出生的北野老师,是一个典型的昭和时代成年人。他在社会中摸爬滚打,变得跟石头一样坚硬。他有一张面无表情的偏瘫脸,说话的时候,左眼皮总是会神经质地不停抽动。

石头一样的北野老师,是社会规则的主导人,只因为比起后来者,他更早来到了这个复杂的社会。只不过,一贯强势、不懂沟通的北野老师,也正在与飞速发展的时代脱节:工作上,他被自己的学生误解;家庭中,他被自己的女儿憎恨。


这个成年人的内在,已经崩塌殆尽。但是,他还是为小深作欣二,解答了关于生命价值的疑问:“人生就是一场游戏,大家都要拼死拼活,去成为有价值的成年人。”如若不然,下场就是被残酷的社会法则所淘汰。无理可循,也无法可解,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但北野老师终究只是一个变态,一个异类。除了他,不会有任何成年人,愿意把如此扭曲的东西,明面上地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他们只是默默地等待,把唱黑脸的工作,交给麻木的老师、残暴的军人。尽管,其实每时每刻,“大逃杀”都发生在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年轻人的迷茫,大抵源于被教授的真理与知识,和现实的世界发生了错位。三年B班的40位少男少女,被丢到荒岛上自相残杀。他们一头雾水,因为没有人曾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其实大多数孩子的精彩人生,在毕业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


“这种时候,大人应该跟孩子们说些什么呢?”

影片的最后,牙医的孩子、厨师的孩子、渔夫的孩子,快要死了,他对幸存下来的秋也和中川说了一句实话:“真正难过的日子,现在才开始呢。”

不久,破坏了游戏规则的二人,被日本政府全国通缉。中川与尚在睡梦中的父母告别,秋也原谅了擅自离开人世的父亲。两个拒绝互相倾轧的“少年犯”,怀揣着一把明亮的银色弹簧刀,从残酷的“大逃杀”中逃离,再不回头。


少年的神性,是灰暗成年人的救赎

真正的《大逃杀》,是不会有任何赢家的。

-3-

2017年,《绝地求生:大逃杀》大火。很多人知道了“大逃杀”,也知道了“吃鸡”,但《PUBG》的大名,看着依然有些陌生。《PUBG》的全称,叫《PLAYERUNKNOWN'S BATTLEGROUNDS》,大意是:不知名玩家的战场。

《PUBG》确实从《大逃杀》里借鉴了许多东西:竞技圈会不断地缩小;有的参赛玩家,手里只有一口锅盖,也有人一出生,手里就拿着一把SPAS-12多功能霰弹枪;“打倒”别人之后,你也可以搜刮他们的武器装备,将之占为己有。


但有一样东西,《PUBG》并没有触碰,那就是《大逃杀》的精神内核。《PUBG》的大名,已经非常明确地撇清了自己跟原作关系。这只是一场虚拟的游戏,你并没有在对抗的过程中,“打倒”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大家都是经过信息抽象之后的不知名玩家。

在原作《大逃杀》中,三年B班的每一名学生,都拥有自己的姓名。即便他们在全片中的镜头,可能只有被“淘汰”的那一瞬间。你可以在片尾的报幕里,真切地看到所有的参与者,看到拥有姓名的人物,还有他们背后的演员。


拥有名字,这非常重要。在《鱿鱼游戏》的第一轮里,456名参赛者,有255名被直接淘汰。这些被淘汰的人,宏观上,他们并不配拥有姓名,就像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只是某场竞赛中的一小串统计数字,是255个编号。

这并不叫“大逃杀”,这只是一场精心设计好的人性表演。它的舞台精致异常,上面站着十恶不赦的坏人,情非得已的骑墙派,和贯彻到底的好人,显得十分泾渭分明。而剧本的大反派,照例还是那些代表着强权剥削的邪恶资本家。


邪恶又愚蠢的富人,也是刻板印象,参考《猎杀》

《鱿鱼游戏》的价值观对抗,也因此显得特别简单。成奇勋是个没有成长的男人,再度回归社会后,他给自己染了一头叛逆的红毛,让自己看起来有点愤世嫉俗。他是一个好人,但也仅此而已。而讽刺的是,所有在“鱿鱼游戏”里获得坦然的人,最后都死了。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远比《大逃杀》的结尾,要来得绝望的多。

因为,它既放大了我们的脆弱,也放大了我们的坚强,却唯独忽视了平凡的力量。片中的几位主角,人人都有着一个豁出性命,也要去实现的目标。可是对于大部分而言,生活原本就不是一场游戏,这里不仅没有规则,有时候,我们甚至连一个能够为之奋斗的理由都没有。


剧集的男主角,是个很难让人喜欢起来的赌徒

从朝鲜偷渡而来的“脱北者”,被一位素昧平生的女孩所拯救。女孩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出于善良,而是因为,她给不了自己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可总要有一个人活着,所以她就将生的机会,让渡给了他人。因为现实如此痛苦,她本来也没有选择过这样的人生。

这个单薄的女孩,可以说是整部剧集里,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一个无辜的罪人。但她实在太过无力,太过苍白,根本不可能成为商业作品的主角。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也无法成为自己生活的“主角”。所以,我们为之动容。


《鱿鱼游戏》中,最令人共情的角色,反倒是一位无力的年轻人

如果从一开始,人们就能接受这个单薄的现实,互相之间坦诚相待,而不是在陷入残酷的游戏规则之后,才后知后觉地拥抱“全新”的自己。也许,年轻人的蜕变过程,可以不那么痛苦,人们也再没有必要,去谋杀过去的青春。

恰好,这正是深作欣二的《大逃杀》所表达的,最为振聋发聩的,内核所在。人的存在和人的价值,不应该由哪个固定的社会群体所决定。很多人都说过类似的话,比如让年轻人摆脱冷气的鲁迅。虽然时代不同了,但精神却始终如一。


《大逃杀》的女主角中川,就是王朔口中的,那个如月亮般明朗、皎洁的少女。中川就像是一张白纸,她的生活简单而普通,家庭不曾横生变故,性格中庸,没有一技之长。她会被强势的人欺负,也会去关心弱者,待人接物秉着一颗平常心。

你从这样的女孩儿身上,找不到任何的故事,她或许是一个你不太熟的高中同学,也可能是一年都见不了几次面的隔壁邻居。如此平凡的中川,却成为了《大逃杀》的女主角。更加奇妙的是,尽管中川几乎什么都没有做,你却能感觉到,她就是人性最后的光芒。

因为在不只有坏人的“大逃杀”里,平凡本身,就是一种至高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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