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外卖骑手开始困在电影里了

和后来的外卖平台不同，雇我的这家公司不仅负责食物的配送，还包了个中央厨房来负责餐品的供应。每天中午，一批餐从中央厨房送到我们这些配送员手里，而我们则根据程序上的下单情况，把保温箱里的餐送到对应的办公室，就像把线下的大食堂模式搬到了线上。

虽然都是送外卖，但当时我们的工作体验，跟现在的外卖员其实有着很大的差别。我们不会负责太大的片区，也不会遇到等待商家出餐的问题，每个人只需要几栋大楼的“定点送餐”就可以了。

我们会遇到现在的外卖员所需要面对的问题，甚至更严重。比如，克服麻烦的电梯问题——外卖员是很难在午休高峰期的时候用电梯的，即将超时的订单会像上吊的绳子一样不断勒紧你的脖子，迫于无奈下只能选择爬楼梯。

由于我们每个人都负责某几栋楼的订单，所以爬楼梯的频率和强度都很高，从17层爬到32层，再从32层爬回24层，只是每天的日常。那时决定我们工作效率的，不是电动车的车技，而是你能爬多少楼梯的体能。记得有一次，我在爬到三十几层气喘吁吁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个在十几层的订单，在无人的楼梯间里我大声骂了好几句娘。

《阳光普照》剧照

我们也会遇到现在的外卖员不需要面对的问题，像个销售或者底层推广一样去发传单，骚扰在休息的办公室职员，企图让他们能够在第二天订我们的餐。在经历一次进入别人的办公室，根本没有任何人理会我的过程后，我选择了将传单别在他们办公室的门把手上了事，为此还挨了负责人的一顿骂。后来，面对一些推销产品的人，我看到的都是自己昔日的样子。

深圳的夏天很热。每天工作完制服都会湿透，浑身燥热的情况下，我经常对卖剩下的冷饭没有食欲，只想喝水。而在休息时间，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年轻老板，就会对我们大讲未来的宏图，同时指责我们今天送得还是太慢了，而累得在原地擦汗的同事，都在无声地看着他。

这一个月的工作经历，对我后来的人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我连当时的时薪多少都忘了，如果不是刻意回想，我甚至想不起来一些具体的细节。我对当时经历的辛劳没有任何意见，从小在父母水果店里帮忙的经历，让我对劳动这件事中会遇到的困难十分麻木——在父母的教导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今年夏天，上海热得不同寻常，印象中这一两个月似乎每天都在高温预警，热得连走出室内都成了某种生存挑战。

前两天下楼抽烟，在电梯里遇上了刚送完餐的美团外卖员，心血来潮地问他天气那么热，外卖平台有没有提供高温补贴。他有点惊奇地跟我说没有，不知道是在惊奇我这个陌生人的搭话，还是在惊奇我居然问这种傻逼问题。

电梯开了，他跟另一部电梯里出来的饿了么外卖员一起边聊边往外赶，落在后面的我隐约听到他们聊到了我刚刚的问题，然后是他们一起发出的大笑声。

于是，我决定去看《逆行人生》。

我并不太信任徐峥。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对市场、观众、电影的题材都有过分的计算，这是他在商业电影领域的才华，但这些计算碰到现实主义的题材，很难说会不会有错位的发挥。

电影看完，结果是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意料之外的，是这并非完全是个“皇帝拿金锄头耕地”的故事，在电影里他触及了问题的深处，对外卖骑手现实中所遭遇到的困境，有着全景化的展示，他也在试图通过这些展示，来传达对外卖员应有基本尊重的主题。

意料之中的，是这一切的展示，果然在电影后半段迅速往最庸俗的方向滑落，角色们的困境变成了片面的煽情素材，用来满足一个烂俗的鸡汤故事。他对真正的问题所在视而不见，人为地倾销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试图用极端的个例来说明僵局被突破的可能，忸怩且虚伪。

作为一部商业电影，《逆行人生》的完成度相当高，剧情的节奏、情感的引导、镜头的变化，都相当纯熟。而对外卖员生活日常的细致呈现，更是让电影具备了一定的奇观属性。在现实世界，外卖员的工作已经与大多数人的日常紧密捆绑，但外卖员的生活，对许多人来说仍是个难以触及的世界。《逆行人生》最具噱头，也做得最细致的，便是对外卖员的整个工作流程进行了还原，使其成为对普通观众来说极为新鲜的奇观。

这个奇观呼应并延续了电影一开头所明确的“因为不够内卷而阶级滑落”的故事脉络，让由徐峥扮演的男主高志垒，在卷不过同事导致被裁员后，四处求职无门，最终在被投资失败、父辈生病、女儿求学、房屋贷款等多种火烧眼眉的困局锁死了出路后，被迫进入到门槛更低但内卷情况更为赤裸的外卖员行业。

从这一阶段开始，电影确实很好地兼顾了对现实问题的呈现，以及故事结构上的顺滑。

它以“外卖员月入过万”的神话，将送外卖顺理成章地定成了解决高志垒生活困局的唯一突破点。而在将送外卖变成高志垒“逆袭”的舞台后，它便接入了现实，将外卖员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全方位地摊开到了观众眼前，并巧妙地将这些全都变成高志垒接下来即将遇上的难关。

外卖员与各种小区、商场保安之间职责的冲突；为了保证不超时，外卖员超速、逆行、闯红灯等行为与交通法规的冲突；频繁游走在交通法规边缘，外卖员自身生命安全与工作的冲突；平等工作的外卖员，却因为平台派送的“垃圾单”而无法正常工作的公平性冲突；订单时限就在眼前，商家却迟迟不能出餐的人际冲突；顾客的刁难与过失，导致外卖员作为服务人员的尊严丧失等社会性冲突。

这些全都在电影的前中部分有着相当深入，甚至尖锐的呈现。

虽然因为本身商业电影的属性，这部分的呈现难免将一些角色和群体刻板化，也难免带上一些夸张与喧哗，比如将“顾客”塑造成外卖员困难的首恶，又比如描绘冯兵扮演的“单王”大黑如何车技高超时，给了一个电瓶车侧身过弯，车身在马路上刮出火花的镜头，俨然把小电瓶当作了哈雷摩托来拍。

但高志垒作为一个中产精英，在电影前半段不断地破除尊严、认知的障碍，适应自己阶级滑落的过程，的确一定程度上地“脱下了长衫”，明白了想要在外卖员这个行当混出头，就必须付出尊严、时间，乃至生命安全的代价。

然后呢？没有然后了。接下来的电影用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情节变化，将前半部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消解并掩盖，辅以极其娱乐化的叙事，令一个将所有人都困在原地的僵局，坍缩成了一个可以依靠个人努力去突破的麻烦。

电影后半部对高志垒奋起过程的描述，充斥着难以言喻的“对下层人民垂怜”的刻奇意味。前半部所描绘的外卖员困境，在电影的后半部，从具备一定现实意味的奇观，沦为了男主励志过程中纯粹的背景板、纯粹的模糊景观。

这个时候，故事前半段所有看似为了故事节奏、电影观感所做的浮夸描写，对所有角色采用的片面刻画，甚至将“顾客”作为外卖骑手面临的最大障碍的扁平塑造，都露出了真实的面貌。

它们并不是电影试图引出更现实内容所留下的入口，那些出场的角色和形象并没有随着故事的发展而变得立体，更没有带出更深层也更无解的困境。

它们只是电影为后半部极不真诚的情节发展，所留下的伏笔。

在高志垒下定决心想要成为“单王”，端正了自己的工作态度的时候，整个电影世界立刻变得顺遂了起来。

父亲与他的矛盾毫无道理地自然消解了，所有外卖员都自发地帮他解决困难，此前所有为难他的保安、宿管、顾客，全都在这段时间里被一个个地解决，高志垒的骑手等级和月收入都在节节攀升。他的债务在这个过程里消失不见，甚至他的糖尿病都在“奋斗”的过程里自觉地“隐入尘烟”。

这些都不是现实的逻辑，甚至不是“魔幻现实”的逻辑——“我变好了，世界就会围着我转”，是做梦的逻辑。

如果《逆行人生》只是一部普通的商业电影，像徐峥之前拍的“人在囧途”系列那样，幻想就幻想一些，导演和观众们都并不太在意。因为，电影想要呈现的逻辑，并不在那个层面。

但这部电影既然触碰了外卖员的题材，也对外卖员的处境进行了较为尖锐的呈现，那么就不能避免去承担大家对现实主义的期许。

套用那句关于忠诚的名言，现实不彻底，便是绝对的不现实。

当电影选择了将整个故事转入到励志节奏的那一刻，就必然会有诸多问题被掩盖，许多矛盾被转移。

外卖员们是不是单纯的受害者？顾客们是不是趾高气扬的暴君？保安、宿管、店家，这些对象真的能因为单方面的讨好，就变得好打交道吗？

复杂的人性不会遵循这么理所当然的逻辑，否则我们每年也不会看到如此之多的外卖员与店家、顾客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的新闻。

而更为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当电影将所有因素都作为高志垒奋进的陪衬时，在更广阔视角下的问题与困境，便在这部电影里被隐去了。

外卖员工作所有的环节，以及在这些环节里都有可能遇上的人，都在这部电影里有所表现，唯独又一个最重要也最致命的角色——外卖平台本身——却全程失语，只在最后的“单王”表彰大会上为成功者提供了欢呼的舞台。

对外卖员所面临的问题，很多人都不感到陌生，在前几年的媒体叙述里，就已经很集中地将外卖员们称之为“困在系统里的人”。来看这部电影的观众，许多都已经对外卖平台给外卖员带来的结构性压迫，有着一定的认知。

图源：《人物》公众号

外卖员为何要频频超速、逆行、闯红灯？

外卖员为何在被车撞了之后，还要鲜血淋漓地提起外卖接着送？

外卖员为何在送餐过程中遇上交通意外，却很难拿到保险与平台的赔付款？

超时罚款、平台规定时间的不断缩短、从平台到配送站层层递增的压力、劳务合同的缺失、保险履行的不到位，诸多结构性问题最终的根源都在疯狂扩张的平台本身。

这已经不是人人视而不见的“房间里的大象”，而是早已被大家挂在嘴边时时提及的豺狼。既然电影试图让高志垒在外卖员这个工作中实现人生的“逆行”，便不应当也不能不去提及这个问题。

事实上，《逆行人生》提及了。在剧情后半有一个“单王”大黑与其他骑手的冲突，其他骑手指责大黑跑得太快，导致平台都以大黑为标准来要求他们，导致大家为了工作都不得不拼命加快速度。

平台算法不断优化并压缩骑手的配送时间，“优秀”的骑手通过对路况的熟悉、对交通规则的违反，不断适应了新的配送时间限制，反而给平台算法提供了更新的数据，让它能够在下一次给出更加苛刻的时间限制。

对骑手们而言，这是个无解的问题，是平台算法在不加节制地优化下必将导致的结果。在劳动力过剩的环境里，平台算法会一步步将所有骑手异化成麻木的配送机器。这不会是大黑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其他骑手不够努力的错，而是这个被算法支配职业，注定走向越努力就越累的残酷结果。

大黑与其他骑手争执的根源，本应指向这里，指向层层剥削背后真正的始作俑者。但《逆行人生》没有，它把这场争执变成了一场内部员工之间的情感冲突，用激烈的情绪去弱化了真正应当指控的对象，然后又借由情感冲突的解决逻辑，在一顿饭、一个苦衷、一场外卖员之间的欢声笑语中，把这个问题一笔带过。

然后，《逆行人生》还以大黑的退出为契机，把剧情导向“单王争霸战”的剧情，将整个电影的主题彻底娱乐化。

“单王争霸战”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彻底抛弃了此前花费诸多笔墨带出的严肃与苦痛，把所有本就刻画片面的外卖骑手，压进了一心一意争夺“单王”的“运动员”形象中。所有外卖员所遭遇的问题和困境，在这场“竞速赛”里被搁置，让位给廉价的鸡血和激情。当高志垒被车撞了仍然拿着外卖，奔进夜场，在最后一秒钟完成最后一单夺下“单王”时，影片为高志垒提供的“逆袭成功”的巨大高光，便彻底排斥了其他所有问题所存在的位置，只留下对个人努力和意志的歌颂。

这种几段剧情间内在叙事逻辑的替换，是一种恶毒。

它忽视了外卖员身上人力不可抗的结构性问题，拒绝回答如果系统崩溃了可能出现的灾难，否认了这个过程中人被劳动异化的现状，仍然将个人努力视作为每一个人解决问题的治病良方，对所有观众灌输着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

《逆行人生》做了半部好电影，写了一个伪现实。商业逻辑盖过现实逻辑，提出问题的同时又在背叛被那些问题所困扰的群体，它不是那种完全倒向“何不食肉糜”的悬浮电影，但触碰问题又回避问题的行为，更为让人所不齿。

电影上线后，《逆行人生》遇到了今年以来关于电影最大的舆论风波之一。

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徐峥活该。

在电影结尾的后日谈，高志垒放弃了父亲的高价康复医疗，放弃了孩子的国际学校，也放弃了始终被他称之为“底线”的大房子，一家人搬到了一个小房子里其乐融融，谈笑间说起了自己再也不需要胰岛素的可喜现状。

电影似乎是想要通过这一幕，传递“知足常乐”这个颠扑不破的道理，让高志垒放弃物欲，回归真实的生活本身。但却因此而对前面铺垫的“努力神话”，形成了别扭的嘲弄。

当这些高志垒原本所面临的困境全都不存在后，他进入外卖员行业，并且如此辛苦奋斗的原动力也被抽空了。若从一开始就如此选择，电影中间又一个半小时的内容都完全不必去呈现。

更讽刺的是，即便电影将高志垒塑造成了一个，能在几个月间从中产精英进化成外卖单王的“天才”，同时还能在每天十四小时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后，仍然能够抽出时间来开发“路路通”小程序的“超人”。他仍然没有解决自己最初想要解决的任何一个问题，仍然需要不断地对生活妥协与让步。只有到电影最后一幕，“路路通”这个小程序引起外卖平台高层注意力的画面，高志垒自己的问题，才真正出现了可被解决的契机。

在奋力打造了一个“努力神话”后，又将高志垒送外卖这段时间的所有经历踢入虚无，仍然对其人生的“逆行”给出了一个“获得上头的赏识，才能重回中产阶级”的答案，简直是在自己拆自己的台。

我能看出徐峥试图复刻《我不是药神》的奇迹，但就这部影片所表露出的虚伪来看——别逗了，还是继续去拍”人在囧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