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承认项羽有幼稚的地方,有妇人之仁、逞匹夫之勇,“但他至少心里有一种英雄式的坚守”。垓下之围那一幕,项羽身边只剩二十八骑,被汉军数千人围困。他高呼“此天之亡我”,但仍慨然而出,杀进杀出三次,最终从容自刎。困境或绝境中,更能看清一个人的底色。
11月下旬,雪豹财经社走进“与辉同行”位于北京中关村的新办公室,在一间名为“春分”的会议室里,这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谈起了最近看的《史记》,提到了项羽,心驰神往。
“他能接受命运的一切结果。直到赴死那一刻,他都是磊落的、可敬的。”这对董宇辉的意义在于,中国人的史观,不是以单纯的输和赢来定义人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如果说winner takes all(赢家通吃),或者winning means everything,如果赢可以抹杀掉一切,那人就会用尽一切手段去赢。”
董宇辉在意那些无法被输赢抹掉的东西,比如姿态,比如价值观,比如体面。
体面意味着平等充分的沟通,有不同诉求可以表达,即使分开后也能念着对方的好。
刚火起来那阵子,有人开出了天价薪酬来挖他,他没离开。现在“分手”了,有人骂他背信弃义,他没解释,我们问起,他苦笑着说“我和俞老师本人没什么矛盾”。与辉同行货盘仍然以农产品和食品为主,农产品品控天然不稳定,常常因此陷入舆论风暴,但他们仍然没有放弃,“找到放心的食品,本质上我们是在帮自己”。
“我读过的书,影响了我理解自己和世界的方式,能够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做事情、做决策,会让我感觉到体面和自洽。这非常重要。”
金钱可能会改变很多人,但它不一定能改变所有人。在最现实、最追逐利益、最被金钱和数字包围的直播电商行业,董宇辉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输赢当然很重要,但董宇辉觉得,相比起赢的结果,赢的姿态更重要。“做一家小而美的公司挺好的。”他告诉雪豹财经社,如果有一天一定要做一个“重利轻别离”的商人,那他宁可急流勇退。
在以成败论英雄的商业世界,这个天真的念头行得通吗?
北京,北京
雪豹财经社到访那天,与辉同行工区的走廊上,两位员工坐在一堆水果的旁边,用糖度计测试橙子的甜度;直播间门口的桌子上,摞了三四盘用保鲜膜包着的,上一场直播吃剩下的食物。
在我们等待董宇辉的间歇,他发现自己的办公室被忙项目的同事们临时占用了,他一手端着电脑笔记本,顶着倔强竖起的短发,在过道里来来回回踱了三四次,想找一间空着的会议室。
一年间,独立后的与辉同行从几十人的规模迅速增长到了近300人,工作节奏也变得异常紧凑。身兼主播和老板双重角色的董宇辉,几乎没有自己的闲暇时间。在接受雪豹财经社访谈的前一周,他刚刚结束了澳门之行,周末才回到北京。
来北京的第三个年头了,董宇辉仍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每次落地北京机场,他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仿佛进入某种应激状态。爱皱眉头,心跳加速,不自觉地严肃起来。睡眠也变得糟糕,早上起来晕晕乎乎。
董宇辉曾在很多场合谈到过自己的失眠问题,时常需要依靠药物才能入睡。他还有严重的过敏性鼻炎,每到北京入秋就开始发作,要持续到次年5月底才能好转。
但只要离开北京,一切症状会神奇地消失,身体自动进入休息模式。相较于跟北京这座城市的“不合拍”,老家陕西是董宇辉的避风港。他曾在一次直播中谈到陕西人的恋家情结,原因之一是关中之地平坦肥沃,当地人没有那么焦虑。
一放假,他就回陕西,住在山里,不跟人往来,吃面、泡馍和不打农药的蔬菜,心情放松,在晕碳的惬意中闷头大睡十小时,醒来浑身轻松,就好像“年轻了十岁”。
对董宇辉来说,北京,是一座让人情感复杂的陌生城市。
2019年7月,新东方业务调整,董宇辉从任教了5年的西安来北京做互联网教育,之后又按要求返回新成立的西安分公司。2021年5月,西安分公司裁撤,又返回北京,年底又转做直播。在2022年6月被流量砸中前,这份工作几乎看不到什么希望,经济状况越来越拮据,生活环境逼仄,也没有朋友,人很难快乐起来。
2022年春天,他和同事合租的房子在一楼,打开门就能碰到床角,窗户不能打开,因为外面一墙之隔就是医院的垃圾堆。过生日那天,他给自己煮了一碗面,桌子却突然塌了,面洒在大腿上。
人生百态,样样有它的艰难。
时任公司转型成功前的一段时间,董宇辉被安排连夜直播。一次,董宇辉在北京通州一个酒店直播到凌晨三四点,有1000多人在线,但没人买东西。他就问观众:为什么这么晚不睡觉?
回复的人里,有两年多没见过子女的孤独的老人,有刚给哭泣的婴儿换完尿布的母亲,也有大半夜开滴滴养家的父亲。
与故乡的柔软、松弛和恰到好处的温度不同,大城市的冷硬、漠然、不近人情和世事艰难,在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地年轻人面前展露无遗。
但他能在直播间里找到让自己快乐的瞬间。
前不久在陕西专场期间,当地政府和果农告诉董宇辉,今年猕猴桃的收购价一斤涨了五毛。如果一个农民一年能收4万斤,涨五毛就能多卖两万块钱。
河南一家本地奶业品牌经营困难,与辉同行在直播间一晚上就卖出去了数万单,企业高兴得像是“过年了”。
爆单后,头上戴着手帕的农民蹲在地里头,用手搓红薯上的泥,“他们很朴实地劳作,和我务农的父母一样”。也有用户听他的推荐看了一些书,对子女教育不再那么焦虑了,没有骂考砸后手足无措的孩子,反而给他一个鼓励的拥抱。
那些没有办法被出售、被定价的瞬间,模糊、缥缈却宝贵,能让他“抵消过去几天所有的不快乐”。
很多作家来他直播间做访谈,聊到心意相通的时刻,一个眼神对上,或者拍一拍肩膀,此中有真意,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快乐”。
还有一次,董宇辉在新疆阿勒泰结束了跟作家李娟的对话,晚上吃完饭他和几个同事陪李娟在小区里遛猫。董宇辉开心地给我们展示了照片,凌晨一点,大西北深蓝色的天空澄澈静谧,月亮又圆又亮。
这样干净的月色流淌在身上,会让他觉得,没必要做那个“费尽心思挣光最后一个铜板的人”。
月亮与六便士
很久之前的一次直播中,一大盘只试吃了几口的菜,被工作人员顺手倒进了垃圾桶。这一幕恰巧被董宇辉看到,他盯着垃圾桶,大约有两分钟,什么也没说。
同事们知道,董宇辉心疼了。从那之后,与辉同行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试吃的食物不能浪费,下播后大家一起消灭掉。
董宇辉出生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年少时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物质匮乏,他没买过贵的衣服,18岁之前连县城都没怎么离开过,上大学,才第一次去西安。
与雪豹财经社对话当天,他穿着的,还是镜头前出现了很多次的平价衣服。在江苏直播时,当地的工作人员私下提醒他衣服开线了,他不以为意,“直男不太在意这些……当然可以买更贵的,只是没必要,也确实不在乎。”
2022年6月火起来后,不到一个月,就有人开出天价薪酬来挖他。去年“小作文事件”期间,董宇辉收到过很多“离谱的、这辈子都想不到的offer”。如果只考虑利益,那是最好的离开时机,没有人会指责,但董宇辉觉得,“那一刻我要是走了,可能牵连人太多,负面影响太大。那样对老俞(俞敏洪)来说有点残忍”。
“相比小时候,我现在的生活真的已经好了太多太多。”对曾经做惯了穷小子的董宇辉来说,挣钱不是被摆在第一位的任务。
但没有对金钱和成功孜孜不倦的渴望,能经营好一家商业公司吗?
与辉同行目前主要有三大块业务:直播带货“爱生活”、文化之旅“阅山河”和名人访谈“破万卷”。
阅山河活动全程的食宿行,甚至一些嘉宾费用等成本都是由与辉同行自行负担。但董宇辉觉得,“把钱用来做这些,是值得的”。破万卷卖的是实体书,在抖音的货盘中,图书是利润率最低的商品类目之一。爱生活则将农产品和食品的售卖比例严格控制在了六成以上,衣服、化妆品一开始彻底没有,后来用户强烈要求,就添加上了,但整体比例不大。
直到现在,与辉同行仍在极力避免对GMV和规模的过于看重。“如果把GMV放第一位,那我们卖的不应该是利润低、质量不可控、售后成本高、容易被抓住问题的农产品。”
对公司的人员规模和业绩,董宇辉都持克制的态度。如果一味追求规模和利润,执行过程中会被层层放大,可能出现各种各样违背价值观的纰漏。他宁愿慢工出细活,不愿意大干快干。
除了数字,这一番折腾,总得图点什么吧?
对董宇辉很重要的是,“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公司要发展,员工要吃饭,很多好产品、好书和好风景需要被看见。相比起“网红”“粉丝”这样面目模糊的词汇,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个体,更容易带来真实的触动。
幸运的是,眼下与辉同行有足够的资本为理想主义和情怀买单。日常业务的利润足够养活这家公司,也足够支持它做更多内容上的探索,“给大家提供一点精神上的东西”。
导演张艺谋在一次访谈期间给董宇辉的评价是:“在商不言商。”
从成立之初,与辉同行的口号就是文化内容第一、销售第二。与辉同行独立出来,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让董宇辉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家公司,虽然它可能是幼稚的,甚至在外人看来商业前景过于单一。
但如果做一家单纯的卖货公司,他自己都不会喜欢。“总有脚下的泥泞,那咱们抬头看一看天,行不行?”董宇辉告诉雪豹财经社,“我们就愿意做这个。”
被命运选中的人
董宇辉究竟是怎么火起来的?这个问题,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一开始出圈是用中英双语讲解产品,然后是科普、诗词歌赋、哲学,再到讲述自己的童年经历,像每一个时代的幸运儿一样,董宇辉的火,很难找到一条逻辑清晰、可以复制的路径。他特别烦自己成为一个复读机,既不知道观众究竟对什么感兴趣,也不想一直费尽心思地投其所好。“一旦你要开始装扮自己了,你就不是你。”
铺天盖地的流量,力量有多惊人?
2024年1月9日,与辉同行第一场直播,上了5个热搜,获得13亿个点赞,GMV破亿,成立仅15天的账号涨粉330万。也是从那天开始,与辉同行开始自负盈亏,到11月下旬已经发出去了超过1.3亿单商品,其中绝大多数是食品。
在陕西专场,整个陕西省所有被选上品的农业企业,全部拉满运转近两个星期。他卖出去的产品,有的厂家足足一个多月才完成生产发货。后来想返场,发现工厂已经放假了,“今年的钱挣够了”,合作厂家兴高采烈。
这两年,他还卖出去了5000多万本书。今年一月初,《人民文学》杂志在与辉同行直播间一晚上卖了1900万销售额,现在订阅量超过20万套。在那之前,由于各种原因,这份纯文学严肃期刊的订阅量并不理想。
但董宇辉还是不喜欢流量这个词,因为“没有平白无故的事发生”。
“一提到流量,你会把它当成一种从天而降的运气,就会撞运气、投机,有一种赌的心理。但它不尊重人性,不在意人的感受。”董宇辉告诉雪豹财经社。更何况,在直播带货这条最容易“翻车”的赛道上,前车之鉴已经数不胜数。
一着不慎,流量反噬的力量堪称危险。
从新东方大厦到与辉同行的新办公室只有不到5分钟的步行路程,但这5分钟足以让董宇辉从风平浪静的港口走进一场更大的风暴。
与辉同行独立后,外界对董宇辉和俞敏洪关系的揣测演变成公众事件,产生了很多舆情踩踏。他写的公开信,被批评“华而不实,不说人话”;做名人访谈,被吐槽“爹味”“尬聊”;就连做科普时的错误和两年之前朗诵古诗词时读错了字,也被翻了出来挂上热搜。
有多少人喜欢这个“农村孩子”身上的善意、纯粹和真诚,就有多少人害怕那个“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故事发生。有多少不由分说的追捧,就有多少不分青红皂白的恶意。
没有人经得起用放大镜仔细打量。更何况,互联网碎片式的传播方式、脱离上下文的过度解读,太容易引起情绪的风暴。
“互联网不在意真相。”他有点沮丧,又试图开解自己。“就像一个小孩种了一个大西瓜,他抱着大西瓜招摇过市,谁看到了都想过去踢两脚。”
董宇辉清楚,普通网友朴素的正义感没有错,错的是利用这些好心和善良的人。“夸你有流量,他就会夸你,骂你有流量,他就会骂你。”这确实也会给他带来痛苦,特别是当家人被波及时。
当外界不可避免地把他塑造为一个非黑即白的精神符号,董宇辉在极力剥离光环,避开过度的关注和解读。他一再强调,自己只是个普通人,农村家庭出身,一直努力工作,三观没有问题,既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坏。
重要的是,他知道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的,“我从来没有被那些鲜花掌声所迷失”。
凭直觉管理
董宇辉没做过老板,在此之前没有管理一家公司的经验,他甚至觉得商人不是个好词,因为白居易在《琵琶行》里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在和我们谈起商业决策、公司发展和管理时,董宇辉坦言,很多时候只是“在凭直觉管理”。但是,他觉得尊重人性,尊重常识,应该不会出大错。
小时候在农村,如果你种地借了邻居20斤小麦种子,秋天收了就要还;蒸馒头向邻居借了一块酵头,改天也要还回去。这种朴素的默契和信任,是董宇辉对商业社会本能的理解,“一种人性的自觉”。
虽然突然火了,但董宇辉还是沿着这种本能往前走。很多人带着巨大的期待,想听他梳理商业计划、畅想商业蓝图,结果大失所望。
在当老师时,他希望做一个信任、尊重、不随意否定学生的老师。在前公司做主播时,他会尽力跟新主播搭班时间长一点,让他们被更多人看到。到现在作为公司管理者的尊重,就是信任身边的同事,给他们做事的空间和犯错的机会,但要做到赏罚分明,不和稀泥,“最大的领导力就是正直”。
董宇辉经常不在北京,在外面一跑一个多月。公司的日常开支,他只负责审批房租、员工工资和设备采购等大项支出。剩下的钱怎么花,业务一线有具体流程,财务负责人会把控。
“这是一个正常经营的公司,不是大家所想的草台班子。”董宇辉跟雪豹财经社自嘲,“这个公司最草台班子的就是我自己。”
他始终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商业目的性很强的人。
刚火的那段时间,董宇辉不止一次说过,特别想回去教书、当老师。他觉得这是对过去的自己的一种眷恋,对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生活的下意识地美化。他喜欢杜甫,那意味着“一份对陌生人的善意和对内心的自觉”。他也喜欢王维,隐居深山,不问世事,闲适而快乐。
他甚至觉得,人性和商业有时候是违背的。他清楚地知道硬币的两面是什么,但他更想偏向人性这一面。“慈不掌兵,义不掌财,冷漠和精致,我做不到。”
与辉同行的幸运之处在于,董宇辉突如其来的走红。
“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命真的太好了吧,突然就被大家认识到了,我们现在确实经营上没有太多困难。”如果与辉同行现在是一个九死一生、艰难求生的公司,还会这么在意姿态吗?“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应该不会放弃自己的价值观,用各种下作手段去做事。大不了我回去种地,陕西人嘛。”他一脸轻快。
自诩读书人、看过许多历史和文学作品的董宇辉,比任何人都清楚,命运在某一刻极度慷慨的馈赠,也可能在某一刻遽然收回。
如果董宇辉不火了,与辉同行该怎么办?
董宇辉的答案是,尽量在那天来临之前找到新的业务发展方向,让它作为一家公司能健康运转下去。
但至少在眼下,这家“简单到透明”的公司,想把手头的事先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