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遗传基因多大程度地限制了自主意识？

该DNA序列揭示了我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具有严重的生物倾向，意味着我们可能倾向于发展一种特定的属性或者特征。研究表明，基因可能不仅会影响我们的身高、眼睛颜色或者体重，还会影响我们心理健康、寿命、智力和冲动性。这些特征以不同程度被写入人体基因中——有时是数千个基因协同工作。

多数基因引导婴儿大脑回路在子宫中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目前我们可以观察婴儿大脑的发育过程，甚至是出生前20周。他们大脑中的回路变化与导致自闭症谱系障碍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基因密切相关，这些大脑回程变化甚至有可能使胎儿出生几十年后才出现某些疾病：双相情感障碍、重度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

我们经常面临着这样一种状况——复杂的行为倾向与大脑意识密切相关，其中包括：我们选择的宗教、如何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我们如何营造自己的朋友圈。

先天性因素和后天性变化结合

除了受人类DNA影响，人类的行为特征还受其他方式影响，并且世代遗传下来。“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科学领域，可以揭示先天性因素和后天性变化是如何交织结合，表观遗传学关注的不是基因自身变化，而是生活体验对基因贴上的“标签”，这些标签改变了我们基因的表达方式。

2014年，一项研究观察了老鼠的表观遗传变化，老鼠喜欢樱桃的甜味，所以当气味到达它们的鼻子时，大脑中的一个愉悦区域会被激活，促使它们四处奔跑寻找食物。研究人员决定将这种气味与轻微的电击相结合，老鼠大脑的这个愉悦区域很快被“冻结”。

该研究发现，这种新记忆会世代遗传，老鼠孙子辈们会害怕樱桃，尽管它们未体验电击，祖父的精子DNA改变了形状，基因留下了该痛苦经历蓝图。

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属于新颖的科学范畴，因此关于这些机制如何应用于人类的问题仍然存在。但初步结果表明，表观遗传变化会影响遭受过严重创伤事件的受害者后代。

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内战囚犯的子女在40多岁时的死亡率比普通人群高11%，另一项小范围研究显示，二战大屠杀幸存者和他们的子女的皮质醇指数与基因表观遗传变化密切相关，皮质醇是一种与压力反应有关的激素。该情况非常复杂，但研究结果表明，二战大屠杀幸存者后代子女皮质醇指数越高，就更容易患焦虑症。

我们拥有自主意识的空间吗？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是由与生俱来的大脑组织、父母遗传的DNA、祖父母遗传给我们的“记忆”所决定的。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大脑意识还有改变的余地，正如我们所知，神经细胞之间形成新的连接，随着新技能练习或者学习放松，这些神经细胞连接会进一步增强，所学知识也会巩固为记忆。如果记忆被反复访问，就会成为大脑中电信号的默认路径，这意味着学习产生的行为将变成习性。

以人们骑自行车为例，我们出生时并不知道如何骑自行车，但在少年时通过不断练习和失误，在练习过程中发生一些小碰撞，逐渐学会了如何骑自行车。我们在认知和导航方向也存在着自主意识，当我们在周围环境走动时，会建立并加强大脑神经连接，形成我们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记忆。

“优雅的机器”

2019年出版的一本书名为《探索科学的命运》，研究涉及到生活中最大的秘密之一：我们个人选择能力。

书中提及人们可将自己视为“优雅的机器”，外界环境的信息输入，在人体独特大脑中进行处理，然后产生人类行为。然而，我们许多人可能不希望放弃成为自由代理人的想法，生物决定论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是天生的，这确实让人感到紧张。令人发指的是，人类历史上曾发生那些残忍行为是在无人阻止下进行的，这会使人们感到更加恐惧，即这些残忍行为可能再次发生。

或许，我们认为自己的思维意识不受基因限制，影响个性化的生物学特征能更好地集中我们的力量，利用我们的集体认知能力将世界变得更美好。（叶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