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禁止校外培训，可行么？

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 校外教育培训行业正式告别野蛮生长

文/李程程

当日上午，河南省及各市相继召开了安全生产电视电话紧急会议，要求所有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全面停业整顿，全部停止所有教学培训活动。

停业期间，对复查审核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不具备办学条件的，坚决予以取缔。符合条件的，验收批准后，解除关停状态，可以恢复正常培训和教学活动。

今年以来，政策和监管层面于校外教育培训行业的重视，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

校外教育培训虽然独立于公立教育体系之外，但其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已经对国民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市场和商业上，全球绝大对数资本流向中国教培行业，各个细分赛道不断涌现出明星创业项目，一部分成功登陆了公开资本市场，行业逐渐走向成熟。与此同时，由于对下一代培养重视的文化传统，教育相关的支出占家庭总开销的比重也逐渐拉大，不少家长和学生陷入了所谓的“鸡娃”和“内卷”的焦虑之中。

如何进一步管理校外培训机构，提升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水平，不仅仅是当下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在治理教育培训机构方面，有过很长时期的探索，其中有些国家和地区，甚至采取过措施全面禁止校外培训行业的存在。

从政策落地、顶格处罚，到新司级部门的成立

自从2018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发布起，一场关于教育培训行业的整治的大幕已经徐徐拉起。

去年，受疫情的影响，校外培训中的在线教育行业迎来了重大发展红利，加剧了整体行业洗牌的同时，也催生了诸多乱象。自今年以来，教育培训行业的监管风暴及其带来的影响，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

校外培训市场的监管力度，正在不断加大。除了加强治理之外，随之而来，还有各种配套政策的落地。目前，关于各种举措中，引起行业关注度最高的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针对未成年人的在线教育产品和服务，不得包含任何网络游戏链接，或者推送任何与教学无关的广告和其他信息。此外，学校不得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周末为中小学生组织集体辅导课，以及，课外培训机构不得向未达到学龄的未成年人提供小学课程教育。

另一个是被热议的“双减”政策。这是指今年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该意见提出，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短视化、功利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特别是校外培训机构无序发展，“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突出。会议强调，要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坚持从严治理。

伴随着各项规范政策的出台，教育培训行业的大小公司，接连吃下了史上最大的罚单。市场监管部门先后对多家校外培训机构分别予以顶格罚款，其中不乏好未来、新东方等传统教育巨头，也有猿辅导、作业帮和高途等新兴在线教育公司。

政策和监管措施落地之外，今年教育培训行业还迎来了一件大事是，今年6月教育部成立了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

据教育部官方网站，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1、承担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指导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党的建设，拟订校外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

2、会同有关方面拟订校外教育培训（含线上线下）机构设置、培训内容、培训时间、人员资质、收费监管等相关标准和制度并监督执行，组织实施校外教育培训综合治理，指导校外教育培训综合执法；

3、指导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社会竞赛等活动；

4、及时反映和处理校外教育培训重大问题。

此前，管理校外培训行业的主管部门，是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设有的校外教育与培训监管处。教育部新成立一个司局部门，专门用于监管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意味着治理层级提高，责任更明确，也意味着在未来，教育培训行业的执法可能会进一步常态化。

完全禁止校外培训，被证明是无效的

教育培训行业的存在与发展，一方面，可以成为公立学校的一种补充，让有需求的学员进行个性化学习，或“培优”或“补差”。另一方面，在一味追求提分的过程中，一些校外培训机构违背教育教学的规律，甚至冲击到了公立学校的基础作用。

典型如当前家长们最为怨声载道的现象是，在学校课堂内不充分教学，必须在课外辅导班才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点，甚至是知道本地升学考试重点。

事实上，如何管理校外培训机构，提升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水平，不仅仅是中国当前需要面对的问题。许多国家的政府在培训机构治理方面，也有过很长时间的探索。

有的国家和地区，官方认为校外培训是市场化行为，因此可以受到市场调整本身的作用进行自我调节和约束，政府不应该介入其中。有的政府认为，校外培训行业能够提升人才水平，增加就业岗位，因此采取政府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其发展。

当然，也有更为激进地采取政策，全面禁止教育培训行业存在的时候。钛媒体了解到，同为亚洲地区的柬埔寨、韩国、缅甸等国，官方都发布过相关的禁令，不允许所有商业性的校外培训形式或机构的存在。

以相对现代化的国家韩国为例，在那里，往往是班级成绩最好的10%学生家庭，在投资课外补习的支出最多。

1980年，为了消除应试教育消极影响和课外补习过热问题，韩国政府颁布了《教育规范化及消除过热的课外补习方案》。该方案禁止所有的教育补习行为。

但该禁令的结果带来的结局是，课外培训转为“地下行为”。有钱家庭可以雇佣1对1家教上门服务，而其他家庭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社会上，反对该禁令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针对这样的反响，该禁令在颁布的第二年，政府就开启了逐步放松的大门。1981，韩国政府开始允许艺体类、技能类以及活动课程的校外培训。1984年，政府放开了最低分（排名后20%）和高中学生寒假的补习培训。1996年，放开大学毕业生家教市场，1998年，校内免费补习得到允许。

直到2000年，该方案被彻底废止。法院给出的理由是，该禁令违反宪法规定的人权。

不过，在2009年，韩国政府又加强了校外培训机构的管控。韩国对最大的校外培训机构Hagwon实施了“宵禁计划”，要求培训机构每天晚上10点必须关闭。随之而来的是，韩国家庭家教支出，自2009年达到最高峰后逐渐下降。政府方面表示这意味着“宵禁计划”已经生效。

但有研究者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家教费用减少完全归因于宵禁是错误的，主要的原因是经济不景气。况且，虽然晚上10点以后不能补习，但是，中学生花费在课外补习上的时间没有减少，所以该政策也是失败的。

关于规范教育培训行业的初衷，一个当前较为流行的说法，教育培训行业一定程度影响了国家“二孩”、“三孩”政策的落地。治理教育培训，可以降低育儿成本，拯救当前低迷的生育率。

为此，向来关心人口问题的企业家梁建章在6月25日撰文称，教育的过度无效投入的确是非常巨大的社会浪费，但禁止补课只是治标不治本。

在他看来，“在现行的高考制度之下，无论对于高校、家长还是社会，唯分数伦才是最理性的选择。如果不改革高考制度，只靠行政命令来禁止补课，其实是在跟各方理性作对，其代价和难度都是非常巨大的。”

从目前已有的实践来看，全面禁止校外培训，基本上是失败的。虽然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颁布过相关禁令，但现实生活中，还是无法禁止市场供与求的存在，因此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成果都不明显。

尤其是在当下，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在线教育的发展，也使得一些在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学生，有了接触到优质教育资源的可能，简单粗暴地“一刀切”，禁止教育培训产业，并不利于人才的成长与发展。

教育培训产业狂热的背后，实质上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以及升学评价体系过于单一的现实所致。或许现阶段而言，除了政策引导和监管之外，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公立教育体系师资水平，是规范校外培训市场比较长远可行的手段。

对于公立学校的改革，美国联邦政府因对日趋下降的公立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不满，曾在2002年出台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CLB，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其中提出，学校要向连续三年在提高学业成绩方面没有取得适当进步的、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教育补习服务。

NCLB在每年会对学校通过标准化测试的方法进行评估，无法通过这项评估的学校会收到各种强制补救措施，比方增加财政投入、加强教师培训、学校托管甚至是关闭学校。

在基础教育更为发达的芬兰地区，学校在课程规划、内容选择、学习策略和评估手段等方法，会考虑不同学生的兴趣和选择，以满足不同个性特征学生群体的学习需要。当然，这一切的基础，是建立在学校拥有优秀的教学队伍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