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重危机下的抉择 风暴下的校外机构

几乎同一时期，蒋国强选择将自己在河南洛阳唯一一家培训机构关闭，结束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进入2021年，政策对校外培训机构突然收紧，北京、上海、河南、山西等地的教育部门和监管部门对校外机构进行了多轮检查和处罚。4月起，多家教育企业开始频频收到高额罚单。6月15日，教育部专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面向校外教育培训进行管理工作。

受到波及的并不止于从事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机构，还包括一系列围绕机构提供教研服务、招生以及平台系统的产业链。一位长期为校外机构提供拉新营销业务的服务商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现在拉新业务受影响较大，机构开始转为关注存量用户。

高压状态下，一项或涉及校外机构从上课市场、培训细则到资本上市等诸多内容的“双减”政策即将落地，也为整个教育行业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位教育行业相关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原定于7月初出台的“双减”政策将有可能推迟至本月底，细则也可能会分部分推出，且对校外培训机构设置一定缓冲期。

在政策预期的影响下，去年还在急速扩张的一些大型教育公司正在通过裁员、优化的方式对员工数量进行削减，以确保企业能够继续运营。而中小机构或谋求转型，或更为直接地选择关停和缩减门店数量。

一位头部在线教育机构的管理层称，以其所在的企业为例，裁员比例一般在20%－30％。裁员方案分两种，愿意选择继续留下的每月只可以拿到800——2500元不等的北京市最低工资，或选择离职得到n＋1的赔偿。

此前看好教育行业的投资人也纷纷转投其他赛道，机构融资受阻，上市计划被迫中断。严监管时代，教育行业正在进入快速洗牌期。“艰难”二字则成为教育从业者频繁提到的词汇。

巨变中，以往早在7月就开启的暑期大战，今夏偃旗息鼓，变得静寂、悄无声息。“2021年不会再有暑期大战了，没有大战也意味着没有新增用户。机构现在主要是维持和服务老用户，所以用不了的人员和辅导老师，好一点会按末位淘汰制淘汰，不好的则整个项目组砍掉，目前还不知道具体政策，因此今年寒假班招生都已经暂停，总不能到时候招了再退吧？”前述管理层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重重危机下的抉择

去年疫情期间，王国栋卖掉了青岛的两套住房，这笔钱帮他支撑过了停课期间带来的资金压力，现在王国栋不知道是否要继续重走老路，还是陆续关闭门店，就此彻底转型。“现在能做的只有观望，看看双减政策出台后的细则再做打算，毕竟还未落地”。

这几个月，他密集约见了很多教育行业的同行，并时刻关注着各地出台的监管和规范细则。大家的心理过程都是从初时的侥幸变得越来越清醒，越来越严肃，对于即将到来的双减政策的判断也更加谨慎。“肯定会非常严格。”

这已经是2019年以来，王国栋面临的第三轮外部危机，第一轮：好未来、新东方等巨头抢占三四线市场，第二轮：疫情，第三轮：政策的变化。

6月底，蒋国强将自己在河南洛阳唯一的一家门店关掉。事件的导火索除因政策趋严看不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外，更直接的原因是一些不可预判的因素。

因为这些不可预判的因素，河南多地教育局发布紧急通知（包括商丘、安阳、新乡、三门峡、平顶山、驻马店、周口等），将暂时关停封存所有的校外培训机构。停业期间，对复查审核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不具备办学条件的，坚决予以取缔。符合条件的，验收批准后，解除关停状态，可以恢复正常培训和教学活动。

对于蒋国强而言，即便没有这些因素，他也已经打算结束自己的创业生涯。三年来，行业遭遇的三次危机——2019年的市场变化、疫情、政策——让年龄已过50岁的他，显得力不从心。

他愿意把此比作“归零”，这也是近期同行之间经常提及的词汇。“很多办学的老人今年都不做了，这个市场以后估计很难允许我们这些小机构存活。”

尽管蒋国强已经退出教育培训行业，但他仍然愿意支持政策层对于校外机构作出的决定。他说，“我们同行之间，也会经常开玩笑，把我们提供的，或者其他家校外机构提供课程视作是‘武林秘籍’，学生上了课，可以提分外还能加快进度，不上的人就会很被动。所以大家都抢着上，但带来的就是全班分数的提升，实际最后算下来名次并没有任何改变，‘内卷’，你可以这么理解。”

蒋国强说，一些三四线城市已经有家长让孩子只在公立校占名额而实际在校外机构上课，“在政策未对机构打压之前，像我这样的机构只要办课外班，现金流都很充裕，所以政策一定程度进行规范，也是对的。”

产业链洗牌

北京一家教育企业负责人熊浩然告诉经济观察报，6月初，他已经计划砍掉公司的英语学科项目。这是四年前他创业时的主要项目之一，项目的资源和内容主要同步小学初中英语课程。售卖对象为中小培训机构，由机构购买后，可在上面利用平台的课程或资源对招收的学员进行培训。

此前，已经有一百余家机构及学校在该项目购买课程，占公司主营业务的60%。但在这一轮监管下，项目基本停滞。“课程现在是不能弄了，只能转型做成学生端的学习工具，”熊浩然说。

让他更苦闷的是，此前与他合作的投资人提出要撤回投资。“本来这个项目已经跑通，每月举行一次招商会，每月该项目至少可以贡献50-60万流水，投资人看到有希望才逐步加入进来，现在又都回去了”，熊浩然说道。

受到政策监管波及的并不止于为校外机构提供教学教研的服务商，也包括链条上的广告商、营销公司和提供活动的公关公司。

一位长期为教育机构负责人提供圈内交流、组织参观活动的个体运营者告诉记者，目前机构的负责人们已经没兴趣参加这种活动，自己也已经做好重新上班的准备。

一位此前被大公司收购，曾做过一款主打学龄前启蒙英语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被收购后，连同人员一起合并至大公司，但学龄前政策来临之后，目前这家大公司已经把其项目砍掉，人员或遣散或转到其它项目组。

资本退潮

政策治理“风暴”下，每个关联的利益团体难以独善其身。出于对这一行业前景的担忧，一些投资机构和投资人正在谋求退出教育赛道。

教育投资人徐华最近组织了几场教育投资人的闭门会。他观察到，一些此前看好教育行业的投资人确实在慢慢退出这一赛道。“政策导向让投资人大量离开教育行业，其实也说明教育赛道和其他赛道并不一样，它承担着育人及提高国民素质的重任，所以不容资本所绑架”。

徐华认为，包括素质赛道和成人教育赛道，大部分投资人目前处于观望态度，因为决定学科类校外机构的政策还没有出台，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愿意等政策明朗后，再决定是否投资。

二级市场的变化印证了这一资本退潮的现象。在政策不断趋严的影响下，去年暴涨的多家教育公司市值纷纷缩水。以好未来为例，市值较今年5月14日314.3亿美元缩水至7月2日150.9亿美元，股价则从去年7月7日的70.85美元下跌至今年7月2日的23.4美元。

徐华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之前投资教育，尤其是财务投资人等追求的是教育行业能够快速扩张，实现良好的现金流。但在目前看来，这两个优势已经荡然无存，投资人自然转而去投其它更有价值的赛道。“十年种树，百年育人”，他认为，教育本身是一个长周期项目，并不应该存在风口。短短几年怎么能用一种填鸭式的方式，让一个产业孵化、催熟、上市套现，这与其行业属性是相矛盾的。“因此，今天的国家政策导向再次说明资本不能绑架教育”，徐华说道。

转型

“双减”政策何时释出？此前市场中诸多传言，将在7月期间。

一位教育行业相关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目前政策将有可能推迟至本月底，细则可能会分部分推出，且对校外培训机构设置一定缓冲期。

无论政策何时释出，参考各地陆续推出的细则，市场普遍共识是：预计力度不会很低。

针对中小机构颇受关注的预付费监管，一些地方已经采取措施，北京市丰台区“民办教育发展服务平台”于近日上线。根据丰台教委解释，家长如果报名校外机构，需通过这一平台进行培训费用的缴纳。同时该平台也收录了所有通过审核的机构，家长可在上面选择，上课后再由该平台将钱划拨至培训机构。上述教育人士表示，这一模式未来大概率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实行。

对于“双减”政策落地后，学科类机构如何发展？王国栋判断：第一个阶段，即0-6岁的学科类课程，和小学相关的文化课将有可能全部封停，很难再去开展。第二个阶段是7-14岁，也就是一年级到初二，这部分与公立校课堂同步的课程也很难开展，但对应学科类的兴趣延展类，比如：大语文的阅读、国学、英语的口语场景交流，能力交流类还有希望在一线城市开展下去。第三个阶段，即初三到高三，这一阶段的成绩提升类课程也有机会的，比如中考提分，高考提分。

“总之，和学校日常课堂同类的课程很难开展，但课堂能力延伸还是有希望的，中高考提分课程由于市场和家长都需要，也有机会做下去。”为此，王国栋最近也在频繁接触地方教委，为接下来政府购买托管服务搭建平台，接洽机构做准备。

与王国栋持一样观点的还有包括熊浩然在内的一些业内人士，即政府购买课后服务将是教育行业下一个发力方向。熊浩然说，“政府不善于搭建平台，另一方面，除去一二线城市，大部分三四线城市很难有足够余力承担学生课后素质类教育的培训，这一市场也让他们看到了一些机会。”

监管之下，头部机构和中小机构或将出现又一轮分化。

上述头部在线机构的管理层同样表示，“这次虽然政策基本禁止了大部分K9阶段的学科培训，但至少没有禁高中阶段。其次，目前看来，政策并不是完全封死所有机构，很有可能会按照‘白名单’方式准许一部分合规机构继续发展。”

“大型机构肯定是能活着的，只不过是少赚一些，管理更加严格，但中小机构必然会出清一批”，他说道。

学科类培训需求仍在，王国栋认为，未来大概率办不了培训机构的个人和小企业，会选择以家教的方式走进学生家里。

徐华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行业肯定不会因此衰败，因为这一市场需求一定存在，只不过形态会发生一些变化。某些方向会受到压缩，某些方向会得到发展，比如素质类教育以及成人职业教育等，这些方向一定会受到大家的追捧。

（文中王国栋、熊浩然、蒋国强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