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国人向慈善机构捐赠了5000亿美元，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并没有捐给食品银行或科学研究，甚至也没有捐给教堂。相反，根据智库美国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一份新报告，很多超级富豪正在通过不透明的金融工具将财富集中起来，这些财富可以在不涉及任何慈善机构的情况下免税存放多年。
美国政策研究所不平等项目主任查克·柯林斯（Chuck Collins）表示：“有相当多的慈善资金没有投入使用，而捐赠者已经获得了税收减免。”
据美国国家慈善信托基金会（National Charitable Trust）的数据，去年美国超过四分之一的慈善捐款流向了捐赠者建议基金（DAFs）。DAF是一种工具，可以让捐赠者立即获得税收减免，但可以让这笔钱在几十年内闲置，而不会用于实际的慈善工作。
富达（Fidelity）表示，DAF是增长最快的慈善投资类型。在超级富豪中，他们是最受欢迎的，近年来，亿万富翁的许多捐款都捐给了DAF基金。
美国政策研究所指出，2021年，比尔·盖茨捐赠了150亿美元，埃隆·马斯克捐了57亿美元，杰克·多尔西西捐了7亿美元，马克·扎克伯格捐了7亿美元。但这些捐款都流向了捐赠者的DAF或家族基金会，而不是慈善机构
去年，签署“赠予承诺”（Giving Pledge）的亿万富翁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要么向DAF基金捐款，要么向他们的家族基金会捐款。“赠予承诺”是一项不具约束力的承诺，承诺在有生之年将大部分财富捐给慈善机构。
DAFs的支持者说，他们的结构鼓励捐赠：税收减免鼓励富有的赞助人甚至在他们决定支持什么事业之前就把钱捐给慈善事业。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一篇文章说：“捐赠者可能有很好的理由推迟拨款。在一种假设中，一位“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一家初创公司”的科技公司创始人可能想捐出自己的收入，但因为太忙而无法立即决定如何指导这笔资金；这篇法律文章指出，DAF对这种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而，批评人士表示，尽管DAF在理论上可以扩大慈善事业的规模，但在实践中，它们往往让捐赠者有一种慈善的错觉，同时让他们控制自己的资金。
税务学者罗杰·科伦沃和雷·马多夫在2019年写道，虽然向DAF捐款与向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捐款一样，但在实践中，它“有效地允许捐赠者对捐赠资产的慈善处置和投资保持持续控制”。更重要的是，“捐赠者没有义务，也没有动力，放弃他们的咨询特权，把资金用于慈善事业。”
与中产阶级工人相比，超级富豪捐赠者获得的税收减免要多得多。根据科伦沃和马多夫的计算，捐赠给慈善机构的每一美元中，有多达74美分会以税收减免的形式返还给捐赠者，收入最高的捐赠者获得的好处最大。最高税率的人每捐赠一美元，就能节省37%的联邦所得税，以及类似数量的州所得税。而且，根据他们捐赠的内容和时间，他们还可以避免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
更重要的是，由于无法追踪特定DAF账户的捐款，这些账户充当了一种“黑钱”的角色，允许捐赠者基本上匿名地向一系列可能令人讨厌的组织提供巨额资金，包括倡导特定政治事业的非营利组织或被归类为仇恨团体的组织，美国政策研究所说。
美国政策研究所写道：“这使得DAF可以用来隐藏转账——类似于超级富豪利用多个空壳公司来隐藏离岸账户之间的资金流动。”
美国政策研究所指出，所有这些策略都是完全合法的，家族基金会使用的其他可能存在问题的策略也是完全合法的，比如付钱给家族成员担任基金会受托人或担任基金会高管，有时年薪高达数十万美元。然而，美国政策研究所认为，它们侵蚀了公众对慈善机构和整个税收系统的信任。
柯林斯说：“事实上，亿万富翁选择不纳税，拥有这些紧密控制的家族基金会，并在钱的去向上扮演上帝的角色，这是私人权力——不负责任的私人权力。”
“在这一点上，慈善事业有可能成为纳税人资助的私人力量。”
巨额税收损失
美国政策研究所指出，由于只有一些慈善交易被跟踪，因此对税收系统因各种慈善扣除而损失的税收收入的估计不可避免地很低。尽管如此，它估计纳税人的损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亿美元。
去年，企业和个人慈善税收减免直接耗费了美国73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美国能源部或劳工部的预算。如果算上同样免税的慈善机构自身投资的收益，损失将超过1100亿美元。在估计特殊资产捐赠的成本，比如股票、房地产或艺术品时，他们会达到数千亿美元。
柯林斯说：“我们纳税人在税收损失中贡献了相当一部分。”考虑到这种表面上的慈善事业的公共补贴的规模，柯林斯认为纳税人应该从像DAF这样日益流行的工具中获得更多的透明度，以及更严格的法律来确保他们的活动实际上是慈善的。
美国政策研究所主张修改税法，包括要求DAF像非公募基金会一样每年必须支出一定数额的资金，增加报告，以及填补基金会向DAF转移资金的漏洞。
柯林斯说：“它们被宣传为‘你可以拥有一切’的捐赠工具。把钱捐出来，你仍然可以控制投资方面，你还能获得税收减免——而且还有保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