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效益被置于工程制造之上，导致那些具备建造和设计飞机能力的人才被挤出了权力中心。波音首席执行官被炒，并不能立刻解决这家百年航空老店所面临的问题。相反，波音最急需的是，改变其重财务的企业文化，重建其深厚的工程技术根基。因核心产品737 Max出现系列安全危机，引发监管的全面调查和公众恐慌，波音不得不做出人事“大换血”的决定：
首席执行官Dave Calhoun、董事长Larry Kellner、商用飞机公司总裁Stan Deal均将离开公司。
Calhoun将在今年年底离开公司，期间公司将马不停蹄地寻找新掌门人候选人。
旗下商用飞机公司总裁将由首席运营官Stephanie Pope接替，这一同样重大的人事任命引起了分析师的质疑：
Pope出身会计专业，本身并无技术背景，他曾在2020年12月至2022年3月担任波音商用飞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
一个财务出身的总裁如何领导技术复杂的飞机制造公司？
波音董事会分析师、分析服务机构Free Float LLC创始人Matt Moscardi一针见血地指出：
波音面临的并不是会计或成本节约问题，而是安全和企业文化问题。
波音董事会分析师Moscati更直白地指出：
波音的问题在于，它把那些具备建造和设计飞机能力的人才挤出了权力中心。要应对空客的挑战，他们必须找到能领导这家企业的工程师。
从工程至上到财务至上，波音已不是原来的波音
自创立以来，波音凭借着剽悍的工程技术，造出了一款又一款载入史册的传奇飞机，逐渐确立起全球飞机制造霸主的地位。
作为民航领域的‘祖师爷’，波音很长一段时间奉行的是安全和质量至上，那句“不是波音，宁可不飞”的宣传语，足以彰显波音对制造的重视，以及对其技术的高度自信。
然而，这一企业文化在波音1997年收购麦道公司后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财务效益被置于工程制造之上。
前通用电气高管、曾被曝出道德丑闻的Harry Stonecipher领导了并购后的波音。
“他（Stonecipher）说，我们不会做一个纯粹的工程公司，我们要像企业一样经营，”George说，“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侮辱，使许多工程师感到沮丧。”
波音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不再专注于研发和设计，反而逐渐加大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专心炒旧型号的“冷饭”赚快钱，还使用现金进行股票回购。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波音再也没有能推出深受市场欢迎的机型，安全事故频频发生。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波音737 Max——波音为应对欧洲飞机制造巨头空客挑战匆忙推出的机型。
波音737 Max曾因在2018年和2019年连续发生两起致命空难而全球停飞，并于2020年复航，但在今年1月又发生客机门塞掉落事故，引发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全面调查，公众对安全性的担忧情绪再度升温。
值得注意的是，波音737 Max一系列的停飞也对公司财务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首席财务官Brian West在上周的会议上表示，波音的现金流在当前季度将受到40亿至45亿美元的损失。
另外，波音股价自1月初以来已经下跌了约30%，导致公司再次成为股东诉讼的对象。
新掌门人必须能帮助波音重建制造实力
Calhoun的离任时间表似乎并未传递出应有的紧迫感，但这或许对于寻找合适的继任者有所帮助。
波音新掌门人必须能够与监管机构协作、激励员工，最重要的是重建波音赫赫有名的制造实力，将其恢复至世界顶尖水平。
“提前9个月宣布领导层变更，从接班计划的角度来看虽有助益，但却未体现出紧迫感。”圣克拉拉大学Leavey商学院管理与创业副教授Jo-Ellen Pozner表示，“如果波音真正理解市场对其现有领导层的看法，它就会宣布一位拥有丰富制造和运营经验的外部继任者。”
至于波音公司应在内部寻找Calhoun的继任者，还是应该外部寻觅，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最佳人选很可能从外界产生，主要是因为波音目前的公司文化已维持过长。
“鉴于现在观察家普遍认为波音内部迫切需要转变观念，选择外部人选可能会更容易获得认同，”Pozner指出。波音目前尚未透露任何CEO接任计划的细节，也未立即回应媒体的相关问题。
分析认为，恢复波音的工程师文化将是一个长期且艰难的过程，但波音已经错过了的最佳时机。此外，波音的董事会也需要发生变革，那些缺乏工程或制造经验的成员不应该继续留在公司。
“这些人在董事会层面具有影响力，” Pozner说，“如果董事会的讨论聚焦于股东价值，这种思维就会影响整个组织。”
没有人希望看到波音失败或进一步落后对手。但公司需要进一步变革，采取更大力度的举措，才能开始实现真正且可度量的改变。
“这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需要更多时间，”George表示，“董事会必须坚持这种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