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爱周受资

视频里那句we aren't going anywhere（我们不会离开）也很快成为了一种精神图腾，出现在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以及社媒热搜上。大量Tiktok用户自发地团结在周受资的受害，和他一起喊出“我们期待胜利。”

我当然对Tiktok获得这样广泛的支持深信不疑，但这样的氛围仍然让我动容。甚至会忍不住会去想象，如果这两年接受质询的是“火星人张一鸣”，是否Tiktok会迎来一个不同的结果？

首先声明，“火星人张一鸣”是个老梗，出处是字节跳动的一封内部信。张一鸣在信里高瞻远瞩，认为字节跳动是“全球公司”，需要有“火星视角”来规避掉自己的局限性——恰逢那段时间，我国自研的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刚刚顺利升空，社媒上因此满是类似“天问你飞慢一点，等等你的一鸣”的欢乐段子。

只是老话说得好，太多的真心话，是通过假装开玩笑说出来的。指认张一鸣身上的“火星人气质”，一直是创投江湖里的保留节目。

比如2021年8月，快看漫画宣布创纪录地完成2.4亿美元融资的时候，腾讯新闻对创始人陈安妮做了次深度专访，邀请她谈谈“同时被字节和腾讯投资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而陈安妮觉得这个话题不太成立，因为“字节已经退出了”，而且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说服过张一鸣”，并因此拒绝字节跳动“增持”。

记者表示这听起来很Bug，因为投资圈虽然讲“非共识”，但没人会增持一个“没有说服自己的项目”。陈安妮想来想去，决定增加一些有画面感的描述：“我每次去跟一鸣聊业务，他老是说‘内涵段子’涨得比你们快。我说，我们跟‘内涵段子’能比吗？我跟他讲动漫IP价值，很激情讲了很多，一鸣还是一脸困惑地问我，‘内涵段子’还是涨得比你们快……我发现说不下去了。”

另一个经典镜头发生在2020年。根据老搭档梁汝波的描述，下决心进军游戏市场后，“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的张一鸣为自己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玩家养成计划”：每个星期五强迫自己打两小时游戏，并把时间精确划分在了晚餐后的八点至十点，以理解“市面上的主流游戏产品”。

然而这个计划很快变得“不太严肃”。因为张一鸣在决定成为“玩家”后的某天，加入了一个字节跳动内部的《原神》讨论群，结果意外地发现“大家讨论游戏的热情非常高”，已经达到了“上班时间也拼命地闪”的程度，于是忍不住在群里提问“这种状况很常见吗”“今天的工作很空闲吗”，然后顺利地得到两个答案：“这是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那你退群吧”。

相比之下，周受资“地球”多了。他会把《连线（WIRED）》杂志的专访安排在了“In The Mix”音乐节后台，畅谈自己沉迷于“能够让朋友一连消失好几天”的《暗黑破坏神4》，回顾自己5岁拥有了第一部游戏机。他和大众流行文化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gap，乐队喜欢GreenDay，来亚利桑那州办音乐会一定会去尝尝探店博主们AZ Taco King。

他甚至乐意示弱。2022年3月，伦敦大学在毕业典礼上播放了一段来自周受资的视频演讲，全场3分半，大概就说了两件事：刚毕业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尤其是被介绍到DST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对投资一无所知；选择去美国读MBA的时候，他再次陷入了焦虑，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会“赋能自己的职业生涯”还是“耽误自己的职业生涯”——这简直太“当代年轻人”了，太10W+范儿了。

所以之前很多人把周受资形容为“张一鸣”接班人，我总觉得不太准确。就拿足球圈举例吧，“接班人”不仅指代着相同的场上位置，更代表着技术特点、性格特质上的趋同，这样才能把球队正在执行且行之有效的战术打法，尽可能地延续下去，不至于在迭代过程中出现太明显的“交替适应期”。就拿巴西队举例吧，重合度更高的阿德里亚诺、法比亚诺才是大罗的接班人，小罗、卡卡、内马尔不是，他们需要做的是创造下一个“版本”。

尤其是当3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高票通过“剥离法案”后，周受资立即在Tiktok上进行了视频回应，声情并茂地告诉所有人公司将“不停地抗争”的时候，手机屏幕另一侧的张一鸣大概率会联想到足球圈里的另一个词，叫“冠军拼图”：如果一切顺利，周受资的存在是一次对字节跳动商业性格的补全。

火星人，放弃了他的时代

张一鸣没有选择自己去掌舵Tiktok，真的是一件怪事儿。因为别看“兔子摸着鹰酱过河”是键政圈的老哥们的口头禅，但这句话放在创投圈里在更加贴切。

中国风险投资的开头，一般被锁定在IDG与上海科委合作成立第一家合资技术风险公司那年，也就是1993年。两年后，互联网产业在Windows95的带动下缓缓起步，发展到1998年才有界面简陋到不行的“四通利方”，能够成为生意还是因为《南方周末》“恩赐”般地转载了“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

俗话说只要自己进步得够慢，在哪个周期都能上行。中国创投圈几乎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目睹了纳斯达克、伦敦股指深陷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发展到有资格上桌去分享时代发展红利，投资市场也进入了复苏阶段，丁磊、陈天桥们顺利地在2003年、2004年先后成为过首富。

等到2010年，互联网开始有了“基建”的概念，主流的叙事结构干脆直接在孙正义的带领下，直白地坍缩成了“Copy to China”，品牌toB的传播策略一水儿地定为“中国版XX”，也没人觉得有任何问题。一个著名的江湖传说是，“中国版优衣库”凡客诚品最春风得意的时候，陈年对雷军的嘱托是：“祝小米做得像凡客一样好。”

而且就像乔布斯在成为“最伟大的产品经理”之前曾经只身前往印度“灵修”，在神秘学著作《活在当下》的引导下曾长期服用过致幻剂，而扎克伯格是严重的社恐，与陌生人交流时行为拘谨到让网友们忍不住怀疑他是“蜥蜴人”，美国投资人总是在找有“车库文化”色彩的创业者，中国投资人们捧出来的创业明星，总是带着那么点“偏执”。

朱啸虎特别希望在创业者身上看到“强大的气场”，会在聊BP的时候故意“激将”，把创业者真实的性格直接给逼出来。王兴充满战斗欲，自我评价是《孙子兵法》里的“求之于势，不责于人”，也喜欢引用麦克阿瑟的名言“只有死人才能看到战争的结束”，以至于“不够专注，总会关注一些纯粹由爱好驱动、和公司的业务无关事情”。陈欧喜欢当带头大哥，在微博上自称“哥”，在广告里“为自己代言”，张绍刚当年因为在《非你莫属》里“咄咄逼人”口碑扑街，陈欧可是最核心的气氛组。

到了张一鸣这儿，中国创投市场迎来了一位“天花板级别的死理性派”。

陈安妮进行过很委婉地暗示，说张一鸣很注重效率，有问题直接“视频见”，搞的自己也觉得很多问题“没必要见面才能解决”；字节早期投资人、SIG的王琼曾经不知不觉地变成过张一鸣的树洞，张一鸣每见完一次投资人就会到王琼那里去“反思”，对刚刚完成的面谈过程进行复盘，“感觉自己说的、问的都对不上口型”，认为“自己发挥得不好，要回去想想怎么把这些事讲清楚”。王琼简单回忆了一下频率，大概是“一个月30多次”。

他觉得老乡王兴“好奇心强，总对奇怪的问题很感兴趣”，王兴乐了：“一鸣确实比我是理性。”

有一个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是，当初几大传统媒体联合抵制“今日头条”，张一鸣的下意识情绪反馈不是“商战的残酷”，而是“委屈”，不理解为什么一家原本已经达成合作协议的媒体会在他被围攻后突然改变合作条件，满脑子都是“这涉及到信任度和背叛”。

换句话说，张一鸣“火星人性格”不是缺点，而是上个时代的版本答案，是一种被层层筛选出来的共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拥有这样性格特质的张一鸣，大有机会在美国也成为受欢迎的企业家——如果再按照短视频时代的阅读规则，把人物抽象成几个最有辨识度的tag，黄西不就是个低配版的张一鸣么：在理工科取得高学位，从事IT行业，身材瘦小、戴眼镜、操着有明显口音的普通话。

当然您可能会说了，欧美市场对于这种形象的热捧，实际上是一种变相歧视，是一种试图固化东亚人生态位的行为。但您在代入到身经百战的投资人视角里去，把连续担任CFO的周受资委任成为最重要的业务板块负责人，这个行为也新鲜不到哪儿去。腾讯的刘炽平和阿里的张勇在成为大厂掌门人之前，一个在高盛一个在普华永道——虽然周受资很帅，但简历上看都挺“无聊”的。

如果刻板印象是恒定的，变相歧视无可规避，那么无聊的东亚人只能成为nerd，幽默的东亚人才能成为黄西。

更何况张一鸣只是理性，理性不等于不叛逆。据说之所以张一鸣的选择南开大学，原因只有两个，首先是不想留在“高考成绩一出，乡亲们比自己知道得还早的小地方”，其次是“喜欢吃海鲜”。

一个在高中时期就能表现出这样气质的“火星级别创业者”，为什么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时代？这可太反直觉了。

可地球人，就能生存下去吗

可能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张一鸣主动放弃了他的火星人时代。一个佐证是，张一鸣很早就注意到了自己的“边界”。

例如2014年张一鸣来接受新浪科技采访时，记者恭维张一鸣是“乔布斯式的人物”，张一鸣直接否认了这点，然后把自己早期在酷讯创业时期的经历，套用在《乔布斯传》中的一段情节里：

“我没有那么感性……他（乔布斯）不管（管理）这个东西，想到什么产品好就要什么，公司内部怨声载道。后面他回到公司申请了一批期权，他跟董事会吵的第一架就是为了从公司要期权，这是他的管理手段，他要稳定人心，做法就不一样。我想他中间有思考，不一定自己说了……酷讯当时（给我）带来了困恼，也（带来了）挺多重担，包括员工的抱怨、如何对待招聘的速度，（如何对待）转正、离职，一直到现在，（当时的）观察思考我觉得是挺有帮助的。”

还可以玄学一点的解释，字节跳动超预期的成长速度、字节跳动不断拓展的边界让张一鸣预感到了“失控”的可能，因为2014年张一鸣曾经在豆瓣上加入了“INFJ的奇幻之旅”小组。INFJ是现在大火的十六型人格（MBTI）的测试结果之一，MBTI最初是职场里心理测评工具，后来随社交网络的传播被泛化为了用于完成“心理自洽”的社交标签——

如果按照INFJ去解读，张一鸣是“提倡者”，会把“理性”当做最高的行为准则，甚至依赖理性、依赖可控。更深入的释义是，“提倡者”们对信念的激情很可能超出自己所能承受的范围，一旦热情失控，他们很可能发现自己处于劳累、不健康和紧张的状态，这在“提倡者”们对抗冲突和批评的时候尤其明显，他们感性会被彻底释放出来，用很不理性且无益的方式反抗。

一体两面，这大概就是张一鸣起步周受资来填补的东西。周受资的表现也确实称得上足够丝滑。

张一鸣的专访风格通常是“给什么说什么”，外媒经常引用他在字节九周年年会上那句经典的“吃饭的时候好好吃饭，睡觉的时候好好睡觉”，把这种气质描述为“和蔼可亲”。周受资则能自如地开玩笑——如果专访安排在音乐节，他就选择先问记者要不要“互关”，还悄悄告诉人家“我以前是10万粉大号”，但现在因为工作只能用“小号”；如果专访安排在滑雪场，他愿意花时间抱怨天气太冷。

或许雷军也是这么想的。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早在2015年，就用“Are you OK”猛敲全球化大门的雷布斯，却在2019年小米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论坛的时候，把“全球化宣言”的机会让给了周受资。在那届达沃斯上，周受资说：“我们需要像当地人一样思考，我们需要像当地人一样遵守规则，我们需要像当地人一样投资”——中国创投圈里有能力代表小米展现出这种程度的开放姿态，并且还让听众深信不疑的人，可能一个手就数得过来。

大多数旁观者，对于周受资的角色大概率也是这个判断。我翻阅过大量关于周受资职业故事的专题报道，描述最生动的段落来自《Vogue》新加坡版，作者说“周在谈论Tiktok的时候语气诚恳，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他加入之后，这家公司能迅速达到高峰……他毫无保留地相信着它”。

只不过如果周受资真的要扮演这种“预防性战略拼图”的角色，那就有一个新的疑问了：周受资太可预期了。

扎克伯格自己在公众面前表现得不自然，像是个机器人，但他认为“自己19岁就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从那时候开始“听到了大量的虚伪的话”，以至于他必须要“学会一些事情”，好让女儿长大后，能够自豪地说她们的父亲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周受资则过着镜像般的生活，在城市里长大，在新加坡的华侨中学读书，踢球的时候只要自己“呼喊”，同学们就愿意把球交给他，在出任小米CFO之前他几乎没有任何个人信息在互联网世界里公开。

周受资是个愿意努力的人，当年为了促成DST和京东的合作，据说花了一年时间去结识中国20多家顶级金融咨询机构的主要合伙人，最终终于进入了刘强东的朋友圈。结识雷军也是相同的剧情，周受资发动自己的人脉网络，到处寻找曾经被雷军投资过的创业者们，试图通过他们与雷军建立联系，并在2011年3月成功攒了局：创始人YuriMilner 、香港负责人John Lindfors、周受资，“在小米拥挤办公室的一张茶几旁跟雷军坐了下来，一边交谈一边喝茶。”

但别忘了他一毕业就去了高盛，然后是以“被介绍”的方式加入的DST。整个过程在“no big plan”的状态下完成，just hard-working。

前几天我在录制《投中吐槽大会》“金三银四”专场的时候，设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投资人总是会陷入“留在虚拟的金融行业”还是去“被投企业做一些实际的产出”这样的选择题里面？答案有很多，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感兴趣的话之后我会整理成文稿发布出来。我想说的是，周受资迄今为止的职业生涯就是这个问题的“范本答案”：名校毕业——加入顶级投行——投出明星项目——建立顶级行业资源网络——加入其中一个项目转型成为企业家。

Reddit新加坡版上，有一条热帖专门讨论“周受资太过符合预期”这件事。帖子的标题叫“为何人们对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的国籍以及他的新加坡血统感兴趣”，高赞答主们的思路是，我们需要一个土生土长的新加坡成功企业家，来证明我们的“系统”是成功的，但他未免有点过于globalite，看起来过于适应各种规则，很难让人不去联想到很多把新加坡身份当做杠杆的人。

顺便补充一下，《为何人们对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的国籍以及他的新加坡血统感兴趣》其实是一篇学术文章，作者是新加坡社会科学大学应用研究中心副教授Leong Chan Hoong。

总之就像《隆中对》之所以封神，不是在于他像穿越爽文那样剧透了三分天下的结果，而是设计一份规划细致到绝妙的执行方案，重点是“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如今剥离法案算是兑现了“天下有变”、张一鸣用卸任来追求“外部观察公司的视角”算是兑现了“将军出秦川”，那么他能成为“将荆州之军、挥师宛洛的上将”吗？他就一定不会“失控”吗？他不害怕“失控”吗？他还能在“可控”的状态下，继续平稳地扮演这个“预防失控”的“冠军拼图”角色吗？如果能，那么足够延续到“破局”的那一刻吗？

我不知道答案，我希望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我也希望“把家人看做是自己一切底线”的周受资，真的是那个我们所期待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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