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那天,是个周一。北京的雨下得很大。程序员张衡像往常一样,来到中关村软件园一期的环宇大厦。这里是IBM软件研发中心的所在地。张衡在周六凌晨收到了IBM总部的全员邮件。在这前一天,他和同事们的内网权限,已经被关闭了。邮件上通知,周一将有一场全员线上会议。那是张衡度过的,最长的一个周末。
会议在上午准时开始。IBM负责全球企业系统开发的副总裁率先发言。他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但是:
中国的开发任务,将会转移到其他海外基地。
紧跟着,负责IBM Z和 LinuxONE的总经理,存储工程副总裁先后发言。三位高管结束会议,总共用了:
不到三分钟。
短短的几句话,终结了IBM中国研发中心的命运。包括中国开发实验室CDL和中国系统实验室CLS,涉及到北京、上海、大连的数千名员工,一夜之间:
都失业了。
从此,IBM在中国,只剩下咨询销售和技术支持。
接下来的两天里,张衡得到了补偿方案。两个月的缓冲期,补偿N+3,明年会折算年终奖。节奏快得让张衡难以反应,这种感觉,就像是:
被渣男断崖式分手。
“慢慢瓦解,顷刻崩塌。”海明威小说《太阳照常升起》这样描述商人陷入绝境。张衡也是这样听到,自己公司瓦解开裂的响声。
原来真正的离开,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
IBM在北京的研究中心,成立于1995年9月。
当时,IBM是第一个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的IT跨国企业。很快,英特尔等一批企业随之涌入。
同一年,华为也在北京设立了研究所,专门负责当时刚刚兴起的数据通信领域。
进入中国时,IBM其实正在经历一场财务危机。连年亏损,累计已经超过了160亿美元。当时的一把手郭士纳,想了很多办法,开始推行一揽子改革策略。
1997年,IBM实现了扭亏为盈。当年的圣诞节前夕,任正非拜访了很多IT巨头,其中就有IBM。和其他企业不同的是,IBM没有对这个外来者提防,而是花费了整整一天,给任正非讲项目管理。
正是这份毫无保留,让IBM收获了中国的第一单管理咨询生意。他们很快拿出了方案。向华为派出70位顾问,按级别分为300美元、500美元和680美元,计时收费。5年合同期下来,差不多得要:
20亿。
1998年的华为,全部的销售额不过才89亿人民币。但华为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爽快答应了。
任正非说,IBM提供的改革辅助,是双美国鞋:
就算削掉脚后跟,也必须要穿上。
IBM给华为开出的药方,叫集成产开发,简称IPD。原来,华为的研发部门是独立且分散的,改革后,研发成为市场主导下的环节。
当时的华为已经有了2万员工,而因为强硬的改革,光是芯片研发部门的员工就流失了三成。
在IPD的推动下,一个全新的部门在华为诞生了。营销工程部,直属于市场部。这意味着,华为研发的方向:
将由市场需求引领。
推进IPD的时候,华为的3G研发已经投入了2年。当时,2G还是主流,3G研发是一场未知的冒险。但IPD让这场冒险,变成了路径清晰的流程。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3G,把华为推向了新的巅峰。
一直到2003年6月,IBM的顾问们才从深圳坂田的华为研发大楼撤离。到此时,IPD思维已经彻底流进了华为的血液里。而华为内部培养的一批流程专家,也足以接替IBM顾问们了。
当人们再一次注意到IPD,已经到了2021年。在新造车的浪潮中,理想汽车是第一个宣布全面向华为学习IPD的车企。
20多年前,华为要求高管必看《培思的力量》。这正是当年IBM高管送给任正非的书。
20多年后,李想给高管的书单里,其中很多都和华为IPD有关。
IBM中国研究院重要的研究产品之一,是沃森。
沃森是语言大模型的祖师爷。它比阿尔法狗打败围棋冠军李世石要早5年:
比ChatGPT要早11年。
IBM研发沃森,其实只用了4年。当时,全世界总共就有30位研究员参与项目,除了美国、日本、以色列,也有:
中国研究院。
直到2021年关闭之前,沃森都是中国研究院拳头产品,也确实在中国度过了一段商业化的蜜月期。
IBM最先切入的,是癌症治疗的临床应用领域。IBM当时委托一家咨询公司进行了一项调查。他们发现,在中国东北的一些地区,医生对癌症患者的治疗计划,符合标准指南的:
只有三成。
组建一套医院信息系统成本极其高昂。如果是高端私人医院,可能需要数亿美元。另一方面,医生与医药公司利益深度绑定,沃森的应用,无疑会动了他们的蛋糕。
所以即使面临重重困难,沃森还是在2016年入市了。
通过分析300 种医学期刊、200 多本教科书和近1500万页文本,沃森可以辅助肿瘤医生做出医疗方案。
2018年,沃森医疗系统已经遍布中国22个省、43个城市的近80家医院。整个大中华区的销售收入,占到了沃森医疗在全球季度收入的一半。
但2019年开始,随着中美关系的急转直下,沃森进入中国的医院越来越难了。而更现实的一面是,沃森动了很多医生的蛋糕——影响了他们开肿瘤药物的回扣、冒犯了专家教授的权威。有些医生还要求沃森加上中医的功能。
沃森的故事在2021年戛然而止。2020年第四季度的财报不仅带崩了IBM的股价,也让中国研究院一夜关门。沃森也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
美国媒体说,沃森惨败离开中国。阴阳怪气的美国记者,用美剧《继承之战》里的台词,来形容沃森的黯淡立场:
没有人愿意成为紫禁城里的最后一个太监。
2001年,是美国IT巨头最难熬的一年。
一场互联网泡沫,让思科、英特尔这样的老牌IT公司,都没摆脱股价蒸发80%的厄运。
而当年的IBM 一举超越微软,成了中国最大的软件供应商。在中国的软件营业额超过了 2.4 亿美元;市占率达到了10%。
而微软和甲骨文,只有IBM的一半。
软件成了IBM利润最高的业务,占了企业总利润的1/3。他们卖的最多的软件,是数据库。客户大多是政府部门、铁路部门和证券公司,尤其是银行。
软件业务之所以能卖爆,归根结底还是IBM留下的服务器老底子。而当时,中国的算力产业还不成气候,甚至可以说一片荒瘠。
中国银行业的电子化,就是从IBM开始的。80年代,人民银行总行启动了YBS(银行保险系统)项目。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引进IBM 360系统。香港13家中资银行的电子化,也因此得到解决。
1987年,IBM给工商银行定制的SAFEII系统,开始大面积上线。很快,中行、建行也跟上了节奏。当时大多数银行操作业务,还是流水记账的传统手工方式。
其实,工行在决定投用SAFEII之前,就曾找了一个参谋天团来做调研:
中科院计算所、国防科委15所、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
正是成功押宝IBM,让工行获得行业先发优势,以至于成为后来的宇宙行。
而IBM也从银行开始,业务逐渐扩散,凭着服务器的客户基础,卖软件、卖服务,风生水起。
但这样的蜜月期依旧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从2013年开始,银行业开始进入IOE倒计时:
IBM、Oracle和EMC。
数十年的交融,IBM已经渗透到银行的服务器、存储、操作系统、数据库,方方面面的基础设施。这场改造是痛苦的,打断骨头连着筋。
2019年,华为推出了自己的GaussDB数据库。最先上线投产的,就是工商银行和招商银行。
第二年,华为数据库的市场份额就狂飙猛进。曾经的学生,在去IOE的时代浪潮里,一步步吃掉了老师的份额。
在因果的轨迹里,所有的结局都理所当然。
2020年已经是IBM的收入高峰,4800亿;2023年,IBM的收入是4381亿。和美股七大巨头比,已经远远落伍了。过去的20年,这家公司错过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现在似乎也要错过AI。
但放眼全世界,它仍然是一家顶级的科技公司,更不用说深厚的技术积累。
2020年还有一件事,IBM的现任CEO Arvind Krishna上任了,他是一位印度人,把中国业务搬到印度去,都是在他任上完成的。
是败退还是转型,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在那场3分钟的会议里,IBM的高管解释,之所以将研发任务撤出中国,有两个理由:
市场动态、激烈竞争。
鲍勃·迪伦说过:
每个人都从自身所处的位置来判断历史。这是人们理解历史的唯一方式。
如果只看数据库的市场现状,华为数据库的份额,已经接近14%。他们的客户,有中国农业银行、国信证券和广东省财政厅。
这一次,IBM宣布关闭的中国系统实验室,就是专门负责服务器、存储设备、网络设备以及相关的软硬件解决方案。而另一个中国开发实验室,则是负责云计算、人工智能(AI)、大数据和企业软件。
80年代,中国想要发展国产汽车,选择了从顶层开始干预。给国产车的生长发育设个框,称为以市场换技术。
几十年里,市场确实是给了。但真正的技术,其实还是没能换回来。只能换思路,发展新能源车,换道超车。
像IBM这样,来中国的目的,完全是一个国际企业自然生发的趋利。没有官员写药方,也没有大政策荫蔽。深厚的技术,让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活在了舒适圈中。
他们并没有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华为,和更多的中国企业,真真正正从IBM那里学到了本事。
但在过去数十年的技术浪潮中,应该没人能否认,IBM是非常重要的那一个。
拥有丰富恋爱经验的包叔说,生活充满了苦涩,可惜他吃不得苦,只能涩了。他还说:
前任之所以成为了前任,是教会了我们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