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周三发文称，为了避免遭遇反垄断诉讼，Google公司系统性地要求员工销毁信息、避免使用特定词汇，并尽可能地将内容抄送给律师以进行保护，在15年时间里打造了一种“隐瞒文化”。
隐瞒文化指的是一种公司内部文化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信息、行为或决策常常被故意隐藏、隐瞒或保持不透明。企业通过隐瞒真相、避免公开讨论或防止信息泄露来保护免受外部的审查或法律风险。
2008年底，Google因为与其竞争对手雅虎达成的一项广告交易而面临反垄断审查，并卷入了涉及专利、商标和版权指控的诉讼。当时，Google高管向员工发送了一份机密备忘录。
“我们认为信息交流是有益的。”Google高管在备忘录中告诉员工。但是，他们也补充说，政府监管机构或竞争对手可能会抓住Google员工不经意间写给彼此的文字，作为把柄。
Google称，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员工内部交流成为诉讼证据的可能性，员工应避免猜测和讽刺，在讨论“敏感话题”时“三思而后行”。Google高管指示员工：“在掌握所有事实之前，不要发表评论。”
Google还在技术方面做出了调整。该公司的即时通讯工具设置被更改为“不记录聊天内容”，不谨慎的措辞将在第二天被删除。
一场15年行动
这份备忘录拉开了Google一场长达15年行动的序幕，该行动的目的是将“删除信息”设为公司内部通讯的默认设置。尽管这家互联网巨头存储着全球信息，但它却创造了一种试图将自身信息存储降到最低的办公室文化。在这一过程中，Google采取了一些手段：例如将法律特权作为万能的挡箭牌，对自己的技术施加限制，不断提醒员工嘴巴不严可能会最成功的公司陷入困境。
那么，Google是如何形成这种不信任文化的呢？《纽约时报》借助过去一年里针对Google的三起反垄断诉讼中的数百份文件、证据以及证人证词还原了这一文化的形成过程。这些诉讼的原告包括Epic Games(一起诉讼)、美国司法部(两起诉讼)，他们都试图证明Google存在垄断行为，这使得他们可以要求查看Google数百名工程师和高管的电子邮件、备忘录和即时通讯。
这些证据和证词显示，Google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隐瞒内部沟通。该公司鼓励员工在文件上标注“律师-客户特权”(客户与律师的沟通可保密)，并始终将Google律师加入收件人名单，即使文件中没有涉及法律问题，律师也从未做出回复。
企业在预计到自己会遭到诉讼时通常需要保留相关文件，但是Google将即时消息排除在这种自动保留机制之外。如果员工卷入诉讼，他们需要自己开启聊天记录保存功能。根据诉讼审判中的证据来看，很少有员工这样做。
法官批判
虽然其他公司也存在删除即时通讯保护自身的做法，但是Google因此受到的批评最多。在上述三起反垄断案件中，法官都对Google隐瞒内部通讯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
在Epic起诉Google垄断的案件中，美国加州北部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多纳托(James Donato)表示，“Google内部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压制相关证据的系统性文化”，该公司的行为是“对司法公正的正面攻击”。他补充说，审判结束后，他将“彻查”到底谁应该对Google的这种行为负责。多纳托法官拒绝就此置评。
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区地方法院法官莱昂尼·布林克马(Leonie Brinkema)负责审理美国司法部起诉Google垄断广告技术的案件。她在今年8月份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Google的文件保留政策“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实体应该采取的方式”。她补充说，“大量证据可能已经被销毁”。
Google CEO皮查伊去年到旧金山法院作证
美国司法部已请求布林克马法官处罚Google。在美国司法部看来，缺失的材料对Google目前的审判不利，尤其是在涉及Google垄断力量、其行为是否反竞争的问题上。该案的结案陈词定于下周一进行。
Google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认真对待我们保存和提供相关文件的义务。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回应询问和诉讼，并对员工进行法律特权教育”。该公司表示，仅在美国司法部的案件中，它就提供了“数百万份文件”。
《纽约时报》称，从Google的角度来看，它就像企业界的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日本知名收纳师)，只是在整理公司的记录和文件。但是，美国贡萨加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阿涅日卡·麦克皮克(Agnieszka McPeak)认为，Google对于整理工作如此彻底和痴迷，以至于让人感觉它在欺骗。麦克皮克曾撰写过关于证据销毁的文章。
“Google制定了一项自上而下的公司政策：不要保存任何可能让我们看起来不好的东西。这让Google看起来鬼鬼祟祟的。人们会想，如果他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为什么他们表现得好像有事要隐瞒呢？”麦克皮克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