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为的美国竞争对手在中国的一次裁员引起了特别高的关注度。8月1日,网传思科(Cisco)上海办公室一大早通知全部裁员,“被一锅端了”,思科给予的补偿是N+7,人均赔偿100多万元。另有传闻称,思科这次裁的是办公室位于上海东银中心的一个部门,是思科于2014年收购的美国科学亚特兰大,因为产品被淘汰了……
有吃瓜群众大声疾呼:“我也想被裁。”可惜你不在思科。
这事儿在网上炸了锅,真真假假的信息传了一天。甚至有人甚至夸张地说:“一个时代过去了。”#这时代过去得也忒频繁了#
思科中国的工作人员对中国媒体回应的统一口径是,上述消息不符合事实,系思科正常业务与人员调整,“此次调整是思科全球业务调整的一部分,不是中国区的单独行动,除中国区外,海外也会有部分地区进行裁员”,“我们在重新调整团队的过程中,会与受影响的员工紧密沟通,帮助他们在思科当前空缺的各种职位中尽可能找到适合的岗位”。
《第一财经》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这次裁员研发部门几乎没有受影响,销售部门是重灾区,“未来销售会走思科中国区的合资公司,所以销售、授权相关的岗位会全部砍掉,原来这些岗位占了很大一部分运营成本。”
思科等美国公司有在宣布财年年报的同时宣布架构调整或裁员的喜好。以思科为例,2016年7月宣布将裁员5500人、2014年8月宣布全球最多裁员6000人,2011年7月宣布一次性裁员6500人,都是在上一财年结束下一财年开始的时候。也有特事特办的时候,因为在华业绩下滑严重,思科在2015年6月裁撤了几名大中华区高管。据悉,8月14日,思科将发布2019财年全年暨第四季度业绩报告,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再宣布一轮大规模裁员。
思科此前经历过的几次大的裁员都没有引起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的讨论热情,为何这次如此引人注目呢?一是可能跟当前中国和美国的大环境有关,提到思科的时候,国内网友总是会拿华为与之比较,华为最近的遭遇大家都知道的;二是或许也跟这次网传的“N+3+2+2”“人均赔偿100多万”有关,人民币激发了人们讨论的激情。
被认为是全球最杰出CEO之一的约翰·钱伯斯(2015年离任思科)曾说:“裁员是最艰难的决定,但市场不等人,如果我们要引领这个市场,我们就必须这么决定。”
这句话几乎可以为任何一家公司的裁员行为进行背书。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Adam Virgadamo曾在一份报告中称,不论企业规模大小,它们大都把员工工资看成是影响公司盈利的主要“负面因素”。持续上涨的员工工资和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负面影响,很有可能会形成2019年上市公司盈利率显著减少。
这种情况下,裁员就是最立竿见影的手段之一。这让人联想起美国软件巨头甲骨文5月份对中国区的一次裁员,首批裁员约900人,其中超过500人来自北京研发中心,补偿方案是N+6。
虎嗅作者超先声在虎嗅24小时评论称:“思科的困境,跟华为等中国设备提供商崛起有关。在没有华为、中兴之前,思科卖再高的价格,都必须得买。甲骨文的软件也是奇货可居,但阿里云起来之后,甲骨文即便降价也难以有用户了。”
思科被誉为“互联网的金门大桥”,一个是它的名字取自San Francisco(旧金山)的最后5个字母,另一个是它的Logo源自那座著名的金门大桥,本意是“架起连接不同网络的桥梁”。
日前因为点评腾讯引起争议的前腾讯公司副总裁、投资人吴军在今年最新印刷的《浪潮之巅》第四版中说:“思科对中国早期互联网的贡献功不可没”,“如果告诉大家,倘若没有思科等公司生产的路由器,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大家或许会对这家曾经的世界最大网络设备公司产生一丝敬意”。
思科成立于1984年12月,创办者是斯坦福大学的两个老师,分别是计算机系的计算机中心主任莱昂纳德·波萨克(Leonard Bosack)和商学院的计算机中心主任桑蒂·勒纳(Sandy Lerner),俩人幸运地相爱并结婚了。在思科上市后夫妻俩选择了离开公司。
它于1994年8月进入中国,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成立了办事处,并在1998年09月成立了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2014年3月18日,思科公司的中国总部正式落户杭州上城区望江东路332号。据说思科目前在中国一共有4000多名员工,有20多个分支机构和研发中心,但虎嗅在其中国官网上只找到了16个。
7月26日,思科刚庆祝了在华25周年,声称“根植中国,贡献中国”:“思科在中国历经 25 年的奋斗,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信息产业的腾飞,鼎力支持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支持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和产业链的构建,致力于成为值得信赖的全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
它透露了一串数据:在过去8年,思科在中国的本地采购超过1700亿元人民币,累计股权投资超过68亿元人民币;在中国拥有约1500家注册合作伙伴,每年为合作伙伴创造超过380亿元人民币的业务;2018财年,有近16万名学生在思科网院就读;思科中国研究中心是思科美国以外的第二大研发中心……
思科曾一度非常重视中国区业务,甚至单独成立了大中华区。2010年2月,思科将把亚太区及日本区重新划分为三个大区:作为原亚太区组成部分的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组成独立的思科大中华区;原亚太区的其他国家组成新亚太区,思科的日本业务体系继续作为日本区独立运营。
“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增长速度,以及我们对中国业务的重视程度,单独设立大中华区是思科中国战略的又一重大举措。”负责思科全球运营的执行副总裁Robert Lloyd当时说。
但大中华区的竞争之激烈显然超出了思科的想象。
北京时间2019年2月14日,思科发布了截止到2019年1月26日的2019财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第二季度销售额为124亿美元,按照区域划分,美洲地区增长7%,EMEA(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增长8%,APJC(亚太、日本和大中华区)增长5%。
到了5月16日,思科发布了截止到2019年4月27日的2019财年第三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第三季度销售额为130亿美元,增长6%,这也是思科连续第6个季度实现同比增长。按地区划分,美洲地区增长9%,EMEA增长5%,APJC(亚太、日本和大中华区)反而下降了4%。有分析认为,主要是大中华区拖了后腿。
无巧不成书,几乎是同一天,思科的中国竞争对手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
作为一个对比——
2013年11月25日,任正非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还谦虚地说:“思科要比我们先进。全世界走向ATM技术模式时,唯有思科走的是IP模式。结果我们全部都走错了,就思科走对了。思科就站在全世界的前面,领先了世界。我们现在还创建不到这么高水平,因为我们还是走向IP的路上,在这条路上的创造能力还不如思科。”
前两天,在接受美国《雅虎财经》采访、被质疑像华为这样的中国科技企业是因为没有真正的竞争才能够做这么大时,任正非说了另一番话:“我们是从世界列强的缝隙中长大,怎么说没有充分竞争呢?同样的,在企业通讯市场,思科拥抱了全世界,我们从缝隙里走过来,华为今年超过了思科,可不是思科让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崛起,是在充分竞争中站起来的。我们过去没有得到过任何人保护,以后也不指望有人保护我们。”
根据IHS Markit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华为路由器在营运商市场增长8.6%左右,以30%的市场份额排名位居全球第一,超过了思科。
“从思科近几年的表现来看,它(思科)将会逐渐被华为拉开距离。”吴军在《浪潮之巅》第四版里说,“可以说,属于思科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东方不亮西方亮,思科的股价从今年1月3日收盘价40.37美元的最低点飙涨了37%,截止8月1日美股收盘,其股价为55.39美元,市值为2371.1亿美元。
部分参考资料:
[1] 《浪潮之巅》,吴军,2019年7月第4版;
[2] 思科发布2019财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思科中国官网,2019年2月14日;
[3] 思科发布2019财年第三季度业绩报告,思科中国官网,2019年5月16日;
[4] 被华为抢占市场,思科中国销售部门成裁员“重灾区”,第一财经,2019年8月1日;
[5] 因销售下滑,思科裁减数名中国区高管,网易科技,2016年6月14日;
[6] 任正非接受美国《雅虎财经》采访纪要,心声社区,2019年7月17日。